第九章 夜郎之月

1935年1月·遵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晚，贵州北部大雨倾盆。

在距离遵义约四十五公里的一个叫团溪的小镇里，以卖戒鸦片药丸为生的土医生罗福元正和几个朋友在一间茶馆里紧张地商量着如何迎接红军的到来。罗福元经常到遵义城里去进货，结识了遵义的中共地下党员周司和。受周司和的委托，罗福元成立了一个“红军之友协会”，准备在红军到达遵义时安排住宿和筹集粮食。几个人的秘密商议一直持续到半夜，散伙后罗福元冒雨回家时，在空无一人的小街上没走出多远便吓了一跳：狂暴的风雨中，小街两侧的屋檐下，静悄悄地站着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黔军绝不会在大雨中站得这么整齐。罗福元小心翼翼地上前一问，是红军！

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渡过乌江之后，奉命迅速向前突击。官兵们在大雨中一直前进到了这个小镇，然后休息等待下一步的命令。没过多久，浑身湿透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赶到了这里。罗福元赶快招呼人为红军服务，但是六团的官兵坚持不进百姓的家，镇子里的百姓一时间都很感动。因为前几天，从乌江退下来的“子弹兵”——当地百姓这么称呼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的兵，不只是因为这是“侯之担”三个字的谐音，百姓们还说那些兵就会一个劲儿地开枪。“子弹兵”跑过这里时不但乱放枪，还抢了几家店铺。在百姓们拿出食物和热水招待红军的时候，刘伯承被领进了镇上西医杨德甫的家里休息。第二天凌晨时分，刘伯承接到了中革军委“迅速占领遵义”的电报，他随即带领六团自团溪出发了。临走的时候，刘伯承送给杨德甫一本宣传土地革命的小册子，还给了这位医生一张签有他名字的字条，字条上写着：“此为开明人士，不得侵犯其利益。”

接近中午的时候，侦察员报告说，距离遵义还有大约十五公里，前面的村庄是敌人防守遵义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立即命令六团分两路发起攻击，要求全歼，不能让一个漏网的敌人跑回遵义县城去报告情况。

六团的攻击开始了。老天好像漏了一样，雷声滚滚，暴雨倾盆，水雾弥漫。驻守在这里的是黔军易少荃旅的一个营，恶劣的天气使这个营的警惕性很松，而且他们认为即使乌江防线垮了，红军也不会这么快到达这里。于是，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依旧全然不知。红军的枪声响过之后，黔军在大雨中左冲右突企图逃出去，但是没有成功，包括营长在内的一部分黔军被打死，另一部分做了俘虏。为了了解遵义城内的情况，红军在俘虏中找出来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询问，询问开始前红军给他们每人发了三块大洋。黔军官兵平时都听说红军个个青面獠牙，一旦落在红军手里就会被挖眼睛抽脚筋。可是现在，这些红军长官说话极其和气，放在他们每个人手上的光亮亮的大洋更令他们不知所措。在把遵义城内的情况全都如实地说出来后，俘虏们要求把自己的军服就地脱了。

刘伯承提出：“仗要打好，又要避免大的伤亡，还要节省子弹。”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为此想出了一个办法：化装诈城。

六团穿上黔军军服的官兵足足有一个营，除了留下一个战斗连以免诈城不成强攻时使用外，侦察排和全团的三十名司号员，都被挑选出来担任化装诈城的任务——为什么集中挑选司号员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这些小红军个个都是心眼儿多多的机灵鬼。

负责化装诈城任务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曾保堂。

曾保堂要求带上几名俘虏。

晚上九点，这支“黔军”出发了。天黑路滑，没走多久，他们个个浑身泥浆，草鞋被泥巴粘掉了，人人几乎都赤了脚，看上去倒更像是撤退下来的一支队伍。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接近了遵义城门。刚走近城墙墙根，城墙上就传来了喊话：“什么人？”俘虏兵用当地方言答道：“外围营的，受了袭击，营长已经死了，我们跑回来了。”在准确地说出了营长的名字之后，曾保堂听见城墙上开始了紧张的商量。这时候雨停了，星星冒了出来，夜色也明亮了一些。城墙上的手电向下照，在曾保堂的示意下，小司号员开始乱喊乱叫，说红军就要追来了，再不开门老子就开枪了。又过了一会儿，吱呀呀的一声响，遵义的城门向红军打开了。

曾保堂一声呼哨，红军官兵一拥而进，他们一口气冲上城墙，割断电话线，把缴了械的黔军关进了一间屋子里。然后，三十名司号员齐聚城头，一起吹响了军号。这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的凌晨，可以想象贵州北部那座还在睡梦中的山城遵义，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军号声中骤然醒来的时候该是多么的惊讶。遵义城内的黔军守敌，除了被打死的和投降的之外，剩余的都从城北门仓皇逃走了。而在遵义正南面的大路上，刘伯承骑着快马飞驰而来，雨衣被风鼓荡得如同一面旗帜，跟随在他身后的六团官兵一片杀声蜂拥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