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血漫湘江

1934年11月·湘江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了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薛岳一看不禁万分惊愕：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一支红军在湘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和位置已经明确，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已经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全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伍”——国民党军飞行员几乎是惊叫着这么说——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

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备的情形，但是真的发生了的时候还是令薛岳万分紧张。

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担心：眼下，南边的桂军虽然已经向界首靠拢，但是白崇禧是否真能与红军血战到底还很难说。而在北线，何键的湘军四个主力师中，到达全州防线的仅有陈光中的第六十三师和章亮基的第十六师，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还在零陵通往黄沙河的公路上磨蹭呢。按照目前的形势，红军顺利地渡过湘江几乎没有问题——即使从文市算起，到达湘江渡口最多七十公里，行军速度再慢，一个昼夜也足够了，更何况红军向来一旦移动便快步如飞。如果真让红军渡过了湘江，即使有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键在前边承担罪责，但是作为中央军的指挥官，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干系。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目前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乃至纵敌逃窜，自己的仕途很可能到此为止了。可是，如果率领中央军向前冲击，不要说蒋介石亲自交代过中央军要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就是蒋介石真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湘江上游的那个地段是白崇禧的地盘，中央军一旦进入了广西，哪怕仅仅是擦了个边，也可能会受到桂军的暗中袭击——这些可恶的地方军阀，没有中央军的监视，他们和红军一场像样的仗都不肯打；而如果打的是中央军，他们从来没有手软过。

薛岳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军绝不能直接冲到湘江岸边去，但至少可以派一支部队赶往广西境内的文市方向。在中央红军队伍的尾巴上打一下，这样总不会引起白崇禧的误会吧？

此时，“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有点慌了。红军大部队到达，渡江态势坚决，仅凭他那两个师恐怕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如果把红军就这么放走了，自己在蒋介石那里一定罪责难逃；但如果让自己的两个师与红军作战，很可能要血本无归。刘建绪急忙给何键打电话请示，何键刚刚受到蒋介石的斥责，无奈之下，只有命令把湘军的另外两个师也调上去。于是，刘建绪立即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火速赶往前线。接着，衡阳机场的电报也到达了第一路军指挥部，电报说已经接到何键的命令，立即出动十五架飞机为刘建绪部助战。到这个时候，刘建绪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只能下决心在湘江岸边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建绪发布了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全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全州、桥头之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第二天，刘建绪的又一个作战命令发布了：

1、据报，西窜之匪约五六万，其先头万余已在麻子渡、屏山渡等处渡过湘水，出没于路板铺、珠塘铺、沙子包、界首一带。我桂军主力在新圩、灌阳、龙虎关之线，其黄振国团在光华铺、卖猪岭一带。

2、我军以与桂军协歼股匪于兴［兴安］、全［全州］地区之目的，决乘匪主力未渡之前，先将渡河之匪歼灭之。

3、着陶广师为预备队，位置于五里牌、石角村中间之金家村附近，策应各方。

刘建绪决定在红军大部队尚未渡过湘江之前，先将已经渡江的那部分红军歼灭。就在刘建绪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南端，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距离界首西南二十公里的兴安接到了白崇禧的电报。白崇禧在电报中说，刚刚收到了委员长的电报，委员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是桂军把红军放走了。要求立即派出主力部队追击，“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

在红军主力部队于南北两侧准备掩护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的时候，已经赶至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作出相应的阻击。口口声声要“不负钧座厚望，与匪殊死一战”的湘军、桂军和中央军，这些吃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在国民党军与红军的数年作战中，这样的情形曾经不断地出现——“各军相互掣肘，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置身在几近弹丸之地，为此蒋介石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是至少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了一张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