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 以上各章的续篇（第2/7页）

我认为生活在贵族制度下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不需要出版的自由，但是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却不能。为了保证民主国家人民的个人独立，我是不相信大规模政治集会、议会特权和人民主权的宣言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与个人被奴役的情况相关的，只要出版还是自由的，统治者对个人的奴役就不可能完成。出版是维护民主自由的最佳手段。

我还要说说有关司法权力的类似的事情。[14]

处理与私人的利益有关的事务和仔细研究出现在它视线内的小问题是司法权力的本质，不主动去帮助被压迫的人，但却始终帮助社会中地位最为低下的人也是它的本质。后者，不管你将他想象得有多么羸弱，也总是能让法官倾听他的控诉，并做出回应。这都是司法制度带来的结果。

因此在这个统治者正不断地将视线和手腕伸进人们最细微的活动中的时代，在这个个人弱小得无法爱护自己，孤立得无法向他人寻求帮助的时代，这样的司法的权力是特别适用于自由的需要的。法庭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是他们能够获得的最大的对个人独立自由的保证，这在民主时代尤为如此。如果司法的力量不随着身份的平等而扩张的话，那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始终是受到威胁的。

平等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对自由来说非常危险的倾向，立法者们就必须随时睁大眼睛来盯着他们。我只谈谈主要的几个。

生活在民主时代中的人不容易弄明白规章的作用，他们对于规章有一种本能的蔑视。[15]我在本书的其他地方解释过原因。规章会招致他们的蔑视，很多时候还会招来憎恨。由于他们通常只对容易得到的和眼前的享受感兴趣，所以冒冒失失地冲向每一个人所渴求的对象，哪怕一点点耽误都会使他们气馁。他们所带进政治生活的这种性格，使他们在追求自己渴望的东西时，非常敌视这种每日都会减缓他们步伐或者让他们停滞的规章。

但是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所认为的规章对他们的不利之处，正是对自由来说大有裨益的，其主要作用就是在强者和弱者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作为一道障碍，减缓前者的强势，给后者应变的时间。随着统治政权的愈加活跃和强大与人民的日渐怠惰和虚弱，规章变得越来越必要了。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更需要规章，但他们天生又不那么尊重它们。[16]这是值得我们严肃注意的问题。

没有什么能比大多数当代的人极度蔑视规章的问题这样的现象更让人苦恼了，因为当今社会中，哪怕最小的规章的问题都具有十分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人类最大的几方面的利益就是与之相关的。

我认为，生活在贵族时代的政治家可以经常蔑视规章而不受影响，并经常凌驾于之上，而当今各国的领导人哪怕对待最小的规章都必须毕恭毕敬，只有在某些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忽视它。而在贵族时代中，人们又对规章过于迷信了，我们必须以一个明智而缜密的方式来看待它。

人们普遍喜爱权利，尊重权利，是因为权利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权利的长期使用。民主国家中的个人权利通常不是非常重要，出现得较晚，也不是很稳定，这就是说人们经常轻易的放弃自己的权利，或者即便权利被侵犯了，他们也不会感到懊恼。

然而在这个人们普遍轻视个人权利的时代和国家中，社会的权利却在自然地增长，力量也在变强，也就是说，人们在更需要保有自己的个人权利和维护自己仅剩的几项权利的时候，反而却变得不那么在意它们了。[17]

因此，在我们所处的民主时代，与人类的自由和伟大为友的人首先必须不断地站起来，随时做好准备，以防止中央政权为了普遍实行自己的计划而随意牺牲某些人民的个人权利。在那个时候，没有公民会搞不清楚，以为被压迫没有什么危险性，以为个人权利并不重要，可以随时让出而不会遭受损失。原因很简单，当人们的思想都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和这类权利的神圣权威时，再想要侵犯人们的个人权利时，只会让被侵犯的人遭受到损失。而在当今你侵犯了这样的个人权利，会对整个国家的民族风气造成深刻的伤害，并且让整个社会担上风险，因为关于这种权利的观点会在人民内部持续恶化，最终完全消失。

不管革命的性质是怎样的，目的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舞台，一场长时间持续的革命中都总会产生特定的习惯、特定的思想、特定的陋习，并且被广泛地在人民中普及。

不管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它的领导者、舆论或者法律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数次的话，它的人民最终也会染上喜欢改变的喜好，并且对于所有迅速进行的暴力改革习以为常。他们每天都见到规章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自然对其有了一种蔑视，并且对于法律的约束也感到十分不耐烦，因为法律在他们眼前已经被违反了无数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