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当今欧洲国家中尽管统治者的地位不如以前稳定而统治力却增强了[1]

如果你仔细回想一下以前的情况，你就会惊恐地发现，在欧洲，似乎所有事物都无限地加强中央政权的特权，而个人却变得更为弱小，地位更低，也处在更危险的处境上。

欧洲各民主国家也有着同美国一样的普遍永恒的对中央集权的倾向。此外，他们还有美国人所没有的大量的次要因素和偶然因素。可以说他们朝着平等走出的每一步都让他们愈加靠近专制统治。

只需要环顾我们四周并审视下我们自己就可以确信这一点。

在我们之前的贵族时代中，各个统治者被剥夺了或者丧失了他们权力中的一些内在的权利。还不到一百年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掌管司法、征召士兵、组建军队、征收税款甚至制定和解释法律的都是几乎完全独立的个人或者组织。而国家则在试着将这些本属于统治者权力的自然职能收回。政府在所有与它有关的事务中，都不会再在它和人民之间设立中间政权，而是由它自己来处理人民的各种事务。我不是[2]想谴责这种集中权力的行为，我只是把这个状况表述出来。

在这个时期，欧洲仍然存在着大量代表地方利益和掌管地方事务的次级政权。而现在大部分这种地方政权已经消失了，它们要么就迅速地消失，要么就完全地隶属于了中央。在欧洲的整片土地上，领主们的特权、各城市的自由、地方的自主行政权都将被消灭，或者已经被消灭了。

欧洲在半个世纪以内经历了许多场目的完全相反的革命和反革命。[3]但这些行动在某一点上是有共同点的，那就是它们都动摇或者消灭了次级政权。那些在被法国征服了的国家中的地方特权没有被法国废止，但却被击败了法国的统治者们消灭了。这些统治者们摒弃了法国大革命为这些国家带来的新事物，只留下了中央集权。这是他们唯一接受的从革命带来的东西。

我想说明的是这些从以前的阶级、团体、个人身上成功地剥夺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权利，如今并没有用在建立起一些更民主为基础的次级政权上，而是全方面地集中在了统治者手里。就算是最低等的公民，统治者们也要亲自领导他们的每一方面，亲自处理他们的哪怕最细微的事务。[4]

在旧时的欧洲，几乎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是由个人或者团体掌控的，而现在它们或多或少都依附于统治者，在一些国家中，它们还是直接由统治者管理的。国家给饥民提供食物，为生病的人提供物资和住所，为失业者提供岗位的机构，成为所有苦难的几乎是唯一的救济者。

在如今的大部分国家中，教育事业也像慈善事业一样成为了国家的事业。国家从孩子母亲的臂弯中将孩子接收过来，大部分时候是要过来，然后托付给它的代理机构。负责激发每一代人情感和赋予每一代人情感的也是国家。教育机构也如同其他所有机构一样有着统一的规范，其中的差异性，如同自由中的差异一样日渐消失了。

我也不怕这样说，在当今的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中，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宗教也面临着落入政府控制的危险。[5]并不是说统治者们热切渴望自己能拥有修订教义的权利，但是他们越来越希望自己能掌控教义的解释权。[6]他们剥夺了神职人员的收入，给他们制定固定的薪水，将神职人员所具有的影响力转到自己身上为己用，还将他们收编进公职之中，甚至大多数时候成为他们的下属，以便依靠他们来深入每个人的内心最深处。[7]

但这只是整个情景的其中一个画面。

统治者的权力不仅扩张到了古老势力的整个范围，就如同我们看到的一样，但是他们还不满足于此，他们还想将权力范围扩大到方方面面，并且如今他们的权力已经染指到了个人独立上。大量的在过去看来是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行为现在也会受到它的管辖了，并且这种受控行为变得越来越多。[8]

在贵族制国家中，政府权力通常被限制了范围，在只与国家利益有着直接可见的关系的公民事务上，它才可以做出领导和监督，而在这个范围之外的其他地方则是选择听之任之的态度。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政府好像忘记了一点，那就是个人的不幸和痛苦会损害全体公民的幸福生活，并且有时候保护民众个体也是一种公众责任。

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国家却走上了另一个相反的极端。

很显然我们的大多数领导者们想领导的不仅是整个国家，可以说他们也认为自己应当对他们统治下[9]的所有个人的行为和个体命运负责，应当引导和教育每一个人应当做出怎样不同的行为，如果有需要的话，不管人们愿不愿意，都要教导他们如何获得快乐和幸福。[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