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 论使民主国家走上或避免走上中央集权道路的一些特殊和偶然的因素[2]

如果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本能地朝着中央集权发展，那他们发展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可以促进或限制社会状况自然发展的不同的特殊情况。这类情况种类很多，我只谈谈其中的几种。

在获得平等之前很早就已经享有了自由的人民中，自由所带来的本性与平等造成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冲突的。尽管中央政权在这些人中间提高了自己的特权，这些人也并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个人独立性。

然而当平等在一个人民从来没有听说过自由或者很长时间没有享受到自由的民族中发展时，则如同在欧洲大陆上的情形一样，当那些老旧的民族习惯突然因某种自然的吸引力同社会状况所造成的新的习惯和教条相结合起来时，所有的权力好像自动就迅速集中到中央去了。中央的权力在以惊人的速度迅速累积，国家的权力立即达到了极点，而个人的力量则达到了最弱的程度。

三个世纪以前来到这片蛮荒的新大陆建立起一个民主社会的英国人，在自己祖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他们通晓陪审制度，有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也有权利意识和行使权利的习惯。他们将这些自由的制度和刚毅的民风带到了美洲，并靠着这些制度和民风抵御着国家的侵犯。

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在美国人中是由来已久的，相对来说平等则是较新的观念。而欧洲则刚好相反，在欧洲，平等是靠君主专权引进的，并且在君主们看来，在自由进入到人们的思想之前，平等就已经深入人们的习惯之中了。

我说过在民主国家中，人们认为政府应是仅有的中央政权，他们的思想中则少有中间权力的概念。这一点在已经靠着猛烈的革命取得了平等原则胜利的民主国家中尤为适用。随着掌控地方事务的阶级在革命的暴风雨中突然消失，而剩下的混乱的人民大众既没有组织性又没有习惯性来管理这些事务，所以只能靠着国家来掌控这些烦琐的政府事务。中央集权就这样成为了必然的事实。[3]

对于拿破仑[4]将所有的行政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这样的行为，我们不必褒奖也不必谴责，因为在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突然消失之后，这些权力是自发地跑进他的手中的，要拒绝这些权力对他来说与取得这些权力一样困难。[5]而美国人就从来不会感受到这种必要性，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自己管理自己，从来不会需要国家来临时指导他们。[6]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中央集权的进程并不仅仅取决于平等的发展，还取决于平等所建立的方式。[7]

在一场大规模的民主革命之初，各阶级之间的战斗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想方设法将公共行政的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上，以便从贵族手中夺得地方事务的权力。而相反地，当到了革命结束的时候，被打败的贵族则主动将所有的权力交给政府，因为他们惧怕已经与他们平等甚至多数时候已经成为他们主人的人民大众会对他们实行暴政，哪怕是一点点暴政。

因此，加强了中央政权的并不总是人民阶级。随着民主革命的持续，国内总会出现一种因人数或者财富而强大的阶级，怀着特殊的情感和特别的利益，希望公众行政权力能集中在政府手中，他们的情感并不是民主国家人民普遍具有的那种对被邻国统治的永恒的憎恨之情。现在你可以看到的是英国的下层阶级竭力取消地方的独立自主，以便将所有的行政权力从地方转到中央，而上层阶级则努力使行使权保持以前的状态。我敢断言有一天这种情况将反过来。[8]

以上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靠着长期的社会努力达到了平等的民主国家中，社会的权力总是会比人民一开始就享有平等的民主国家强，而人民的力量却更弱的原因。美国人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生活在美国的居民从来没有因任何特权被分成几等过，他们也从来不知道下层人民和统治阶层的相互的从属关系，并且由于他们并不惧怕他人，也不憎恨他人，所以他们从来不了解请求中央政权来主导他们一切琐碎事务的这种需求。[9]美国人的命运是特殊的，他们从英国的贵族制度中得到了个人权利的观念和对地方自由的喜好，并且他们有能力将二者保留下来，因为他们不用同贵族做斗争。

如果说在任何时候知识都能当作人们保卫自己独立的力量，那在民主时代中更是如此。当所有人都彼此相似，那建立一个独一的全能的政府就很容易，只靠本能就足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人们需要大量的知识、科学和技术力量，以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创立和维持一些次级权力，以便在独立和弱小的人民之间创建一些自由的组织，以在不损害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同暴政相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