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 论使民主国家走上或避免走上中央集权道路的一些特殊和偶然的因素[2]（第2/5页）

所以说在民主国家中，中央集权和个人的服从不仅与平等成比例发展，也随着理智的教化而发展。[10]

事实上，在人民知识水平不那么发达的时代中，政府通常缺乏完善自己专制统治的知识，因为人民也没有足够的教化以逃离专制的统治。然而这两方面的后果却不相同。

不论一个民主国家有多么不开化，掌控它的中央政权都不会没有一点知识，因为他可以轻易地吸收国内的任何一点知识，并且在需要时，还可以到国外去寻求它。所以在一个人民无知愚昧的民主国家中，统治阶级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巨大智力差异不会不明确地显示出来。最终前者则很容易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地扩大，因为只有它才有足够的能力去行使这些权力。[11]

而贵族制国家，不管你把它们想象得多么不开化，也不会出现相同的情况，因为统治者和一些主要公民都会接受相等的教育。

埃及现今的统治者帕沙发现整个国家的人民无知而又平等，因此他从欧洲借鉴了一些技术和知识来管理他的人民。于是，君主的个人教化与被统治者的愚昧和民主弱势相结合，中央集权的限制便轻易地被无限扩大了，这样君主就能将整个国家变为他自己的工厂，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居民就成了他的工人。[12]

我认为极度地将政治权力集中最终会造成社会的衰弱，时间已久还会因此弱化政府自身。但是我不否认的是集中的社会权力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并在特定的领域内毫不费力地成就巨大的事业。[13]这在战争时代尤为如此，战争的胜利更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很快地将所有的财力物力集中到某一个地方，而不是取决于财力物力的数量。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往往人们在战争里才会想要或者觉得需要提升中央政权的特权。所有在军事上有才能的人都喜欢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可以增强他们的力量，所有在中央集权上有才能的人都喜欢战争，因为战争可以迫使国家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中。因此在经常遭受大规模战争的民主国家和生存经常遭到威胁的民主国家中，人们会更迅速和更持续地倾向于增强政府的特权，并限制个人的权利。

我曾指出过，民主国家人民对混乱的恐惧和对享乐的喜好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扩大了中央政府的职能，并认为这个在他们看来足够强大、足够聪明、足够稳定的单一的力量能保护他们不受无政府状态的损害。我几乎不需要补充大家就知道，所有可能导致民主社会状况动荡不安和使之陷入险境的特殊情况都会增强这种普遍存在的本性，并会使每个人更多地奉献出自己的权利，以获得安宁的生活。

因此，当一个国家刚从长久而残酷的革命中摆脱出来时，是最为渴望扩大中央政权的职能的时候，因为在这场革命中，财富刚刚从原来的占有者手中被夺下，人民的信念被动摇，整个国家都充斥着狂怒的憎恨、利益的倾轧、派系的斗争。对社会安定的喜好也因而成了一种盲目的风潮，民众也对秩序产生了一种颇为反常的热爱。

我刚才只分析了几个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偶然原因，而还没有谈到最主要的原因。

能使民主国家中的所有事务的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中的第一个偶然原因则是统治者本身以及他的习性。

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天生[14]就喜欢中央政权，并愿意扩张它的权利，而要是正好这个政权正好可以如实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且准确地再现他们的本性，那他们对于这个政权的信任几乎是无限地，并且他们相信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会收到同样的回报。[15]

相比于那些白手起家，在出身、成见、本性和习惯方面同平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新一代的统治者，在某些方面还与老旧的贵族秩序有着一定联系的国王们想将行政的权力集中则没那么容易[16]，也没那么迅速。我并不是想说出身于贵族而生活在民主时代的统治者们就不想实行中央集权。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与其他人同样用心。对于他们来说，平等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实行中央集权，而他们的机会更少了，因为公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天生就对他们言听计从，而经常都只是勉强听从。在民主社会中，统治者的贵族习性越少，那中央集权的程度就会越大，这是有规律的。

在古老的皇室家族统治着贵族制国家的时代，由于君主天生的成见和贵族阶层的天生成见是完全相同的，贵族社会内在的缺陷就会自由地发展，并且没有补救的办法。而当封建家族的一个分支领导民主国家时，情况则刚好相反。其统治者则会因为他的教育、他的习惯和他的记忆日益倾向于身份条件的平等所带来的情感，人民则会因为社会状况不断地趋向于平等所产生的民情。人民觉得中央政权是贵族制度的政权，甚至是暴君专制的政权，因此人民总是设法限制中央政权的发展。并且他们坚决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自由，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想保持相互平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