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主制国家人民的情感和他们的观念共同将他们带向了中央集权[1]

如果说生活在平等时期的人们容易产生中央集权的观念，那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毫无疑问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情感让他们意识到了这种权力并支持这种权力。[2]这一点只需要用很少几句话就可以证明了，因为大部分原因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就已经给出了。

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人民既没有上下层阶级之分，也没有生活习惯上的必要伙伴，他们通常只依赖自己并认为自己是与他人独立开的。我曾在谈到个人主义时详细说明过这一点。

所以这些人若非耗点工夫的话，是绝不会自己从自己的私人事务中脱出身来投身公众事业的。他们天生的倾向就是将这些公众事务抛给集体利益的唯一看得见的、永久的代表，也就是国家去打理。

他们不仅天生就不喜欢处理公众事务，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这么做。民主时代的私人生活非常活跃、非常躁动、充满欲望，也有很多工作等着去完成，这使得人们没有多余精力和空闲留给政治生活了。

我也承认这种倾向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因为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与之论战。我只确定的是，如今，有一种隐秘的力量在帮助这种倾向一直在人们的心中生长，一旦这种倾向占满了人的心，那它将再也不能被阻止了。

我曾客观地指出，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于享乐的日渐增多的喜好之情和财产的可移动性使得他们惧怕物质秩序的混乱。对于平静的公共生活的喜爱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人民唯一的政治热情了，并且这种热情随着其他的情感的消失殆尽而变得更为活跃和强大了。这就自然使得人们不断赋予中央政权新的权力，或者将自己的权力让给它，这在他们看来是保护自己，免受无政府状态破坏，并能从中获利的唯一办法。[3]

由于在平等的时代中，没人有义务帮助他人，也没人有权利要求他人必须帮助他，因此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但是同时每个人都是弱小的。这两种情况既不能分开来谈，也不能混在一起讨论，这使得民主国家的公民有了一种非常矛盾的本性。他的独立自主让他们在同伴面前充满了自信和骄傲，然而他的弱小又使得他经常需要得到他人的帮助，而他却不能指望得到他人的帮助，因为每个人都是弱小而冷漠的。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他只能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这个在普遍的力量衰退的情况下仍能屹立不倒的庞然大物。他的需求，还有最重要的他的欲求不断地将他带向这样一个存在，最终他会将它看作是挽救个体弱势的唯一的必要手段。[4]

这终于使得民主国家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很好理解了，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既这么不能忍受高低之分，又能容忍被人领导，表现得既有傲气，却又没有傲骨。

人们对特权的憎恶随着特权的减少和缩小而增加了，可以说民主的热情只要遇到一点点养料就能迸发得更为剧烈了。[5]我已经给出过这个现象的原因了。当所有的身份条件都不平等时，那再大的不平等也不会让人觉得碍眼，而在所有的统一规范中，哪怕一点点最小的差异也会让人震惊，而随着规范统一的愈加完整，这种差异现象将会变得更加不能忍受。因此，人们对平等的热爱不断地随着平等的臻至完善而发展是很自然的。人们在满足平等欲望的同时，又促进了平等的进一步完善。

驱使人们反对一切特权的这种日渐剧烈的永恒的憎恶感，很大程度地促进了所有政治权利逐渐集中在了国家的唯一代表手上。君主的地位必然无可争议地比公民的地位高，但是他却不会激起民众对他的嫉妒，因为每个公民都认为，自己让步赋予君主的君权，其他人也是做出了平等的让步的。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非常厌恶听从于与他平等的人的命令，他不会承认别人比他的智力优越，不相信别人的公正性，也会嫉妒他人的权力，他既害怕别人，又鄙视别人，希望让别人时刻觉得他们都是依附于同一个势力的。

每一个遵循这样的自然本性中央政权都喜好平等并鼓励平等，因为平等尤其能帮助这样的政权行事、发展和稳固自身。

你也可以公正地说，每一个中央政府都喜爱立法的统一规范，因为统一规范可以使它免受考验，如果它想要为所有的公民制定规定，而不是让所有人无差别地遵守统一的条例[6]的话，它将必须考虑无数的琐碎细节。因此，政府喜公民之所喜，自然也会恶公民之所恶。这种在民主国家中，一直持续地将各个民众与统治者的思想连成一致的情感共体在他们二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秘密而永恒的和谐一致。公民如果与政府喜好相同，那政府犯错误时才会得到公民的原谅，只有政府错得太离谱时，才会失去公众的信任，而一旦政府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公众又会重新信任它。民主国家的人民通常会讨厌中央政权的代理人，但是他们却喜爱这种政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