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1] 为什么大型革命变得越来越少[2]（第3/8页）

我经常谈到，如果一个革命的理论只有通过完全改变并且有时候是突然改变财富和人的现状才能实现，那它在美国就会无限地不受欢迎，而不像欧洲的一些大的君主制国家。如果有少数人声明支持它，那就会有更多的人依本能的惧怕反对它。

我不会害怕之处，在法国通常被称为民主格言的名言，大部分是要被美国的民主所禁止的。这很容易理解。在美国，人们拥有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热情，而在欧洲，我们有的仍是革命的热情和革命的思想。

如果美国某天经历了大规模的革命，那革命会是美国的土地上居住的黑人发起的，这就是说不是因为身份的不平等造成了革命，而相反地，是身份的不平等造成了革命。

当身份平等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将自己同公众隔离开来，如果民主国家的立法者不去寻求方法来纠正这种致命的倾向或者支持它，认为这种倾向能让公民们转移政治热情，因此远离革命，那他们可能会作茧自缚。并且如果少数人破坏社会秩序的热情，利用大多数人的利己主义和胆小心态，那最终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异常的变迁。

在民主社会中[10]，仍有少数人渴望革命，而不是没有人，但少数人有时能造就革命。[11]

我并不是说民主制的国家就一定不受革命的威胁，我只是说民主国家的社会状况并不会导致革命，而是让它们远离革命。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不会轻易将自己置于冒险之中，他们只有在自己无法察觉到的情况下被带往革命的方向。他们有时候会参加革命，但绝不会发起革命。并且我补充一点，当他们获得了知识和经验以后，他们就绝不会容许革命的发生了。[12]

我深知在这件事情上，社会制度的意义十分重大，他们可以促进或者抑制社会状况所产生的冲动。所以我再重申一次，我并不是认为使一个国家远离革命的原因就只有社会条件的平等，而我所认为的是，不管这样的国家的制度是怎样的，大规模的革命总不会像想象中的那样狂暴和那么多，并且我能轻松地预见，如果将政治状况同平等联系起来，那我们西方的社会将会呈现前所未有的安定。

我刚才所陈述的事实，也能部分适用于思想。

在美国有两样让人吃惊的东西：人们行为的无定性和某些原则的固定性。人们经常发起各类行动，但人的思想却总是不变的。

一个观点一旦在美国的土地上传播开并生了根，那可以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根除它。在美国，关于宗教、哲学、道德甚至政治的教条都没有变过，或者很少，它们只是通过隐秘的，经常是人们感觉不到的方式在细微地修改。[13]就连最粗鲁的偏见都只有在人和事物的成千上万次的摩擦当中以难以置信的缓慢速度消失。

我听说无时无刻不改变情感和观念是民主的天性和习惯。或许对于一些小的民主国家来说的确是这样[14]，就像古代那些小国一样，将所有公民聚集在一个公共的广场上，然后由一位演说家来激起人民的热情。但是我在我们海洋彼岸的大的民主国家中，却从没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在美国，让我有深刻感触的是，想要去除大多数人心里已有的想法是非常困难的，要让大部分人抛弃他们已经接受的人亦是非常困难的。写作和发表演讲几乎起不到作用，最终只有经验才能做到这一点，有时候还需要多次的经验。[15]

第一眼看来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但更为细致的研究会做出解释。

我不认为根除一个民主国家的偏见，改变它的信仰，替代它已经建立好了的宗教、哲学、政治和道德的理论原则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事情。简单来说，经常性的发起知识和理智的革命，是非常困难的。这并不是说民主国家的人们的思想是懒惰的，它其实经常都是在运动中的，但它不是在摸索新的规则，而是在不停地改变已有的原则。它总是敏捷地转着圈，而不是迅速直接地向前冲，并不停地以小步伐一点一点扩大自己的范围，但绝不会突然改变。

在权利、教育、财富或者一句话来说就是各方面都平等，身份相似的人，必然总是有着相似的需求、习惯和兴趣爱好。由于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的思想会自然地倾向相同的观点，并且尽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同一时代的人区别开来，并且创造属于自己的信仰，但最后他们虽不想，但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现他们有着一定数目的相同观点。

我越是认真思考平等在思想上造成的印象，我就越确定我们所见到的知识的混乱，并不是像一些人想的那样是民主国家的自然现象。[16]我认为知识的混乱倒不如被认为是民主国家青年的特有的意外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只会在当人们已经打破了破旧的将他们束缚在一起的规则的时候才会出现，并且这时候人们在出身、教育和道德观念上还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人们保留有非常不同的思想、天性和兴趣，那就没有什么能阻碍他们将这些东西展现出来。人们原则性的观点随着身份的日益相似而变得相同。在我看来，这似乎才是普遍和永久的事实，而其他都是偶然发生、稍纵即逝的事物。[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