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1] 为什么大型革命变得越来越少[2]（第2/8页）

因此，在民主社会中，大部分的公民都看不清楚革命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而时时刻刻在思考革命会给他们带来各种什么样的损失。[6]

我在本书的另一个地方谈到过身份的平等是如何将人们推向工商事业，以及它是怎样让土地的财富增加和多样化的，最后我还展示了，身份的平等是怎样激起人们对增加财富的热情和持久的欲望的。没有什么能像这些东西一样与革命的热情相矛盾了。

一场革命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对工业和商业有益处的，但它的最初影响总是几乎会使[7]工商业者们破产，因为它刚开始时必然会改变消费的普遍状态，并且会反转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关系。

再者，我找不到比商业道德观念更与革命道德观念背道而驰的东西了。商业是一切剧烈热情天生的敌人。它喜好温和，喜欢妥协，并总是谨慎地避开愤怒。它也很耐心、很柔韧，也善于奉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采取过激的措施。商业使人都相互独立，它让人对自己的个人价值有了很高的认识，激发起人们自己掌控自己各种事物的想法，并教会他们怎样才能成功地这样做。因此它将人们带向自由，却远离了革命。

在革命中，拥有自己私人财产的人[8]会比其他人更恐惧，因为一方面，他们的财产容易被人夺取；并且另一方面，其财产有随时消失的可能。相对来说，拥有土地的人就不那么惧怕了，因为就算失去了从土地的收益，但至少在变迁之后，他们还可以拥有土地本身。因此，你可以看到前者要比后者更害怕看到革命运动的景象。

因此如果人们的财产数量越多，也越多样化，并且拥有私人财产的人数量越多，那人们就越不想革命。

此外，不管人们从事何种职业，也不管人们有着什么样的财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没有人会对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财富完全满意，每个人每天也努力地从事各种工作，以扩张自己的财富。考量一下他们中一个人一生的每个阶段，你会发现他总是在做出新的计划，以创造更舒适的生活条件。别对他谈什么人类的利益和权利，他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到家庭琐事当中去了，他希望另外再抽时间来考虑让公众烦恼的事情吧。

这不仅阻止了他们进行革命，也让他们打消了革命的念头。强烈的政治热情也很难握住以同样热情穷尽自己灵魂来追求幸福生活的人的心。他们对琐事的热忱使他们从对大事的狂热中冷静了下来。

确实，在民主社会中，也会出现胆大进取和野心勃勃的人，他们的极大欲望不能通过走一些寻常的路子来得到满足。这类人热爱革命，并发动革命，但是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帮他们一手，他们在发动革命的路上将遇到重重困难。

人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国家所拥有的精神作对可不会有什么好处，并且不管一个人的力量有多强大，他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强加到所有有着反对他的愿望和情感的同代人身上。因此一旦身份的平等成为一种被所有人接受并无争议的事实，并且给道德印上了它的标签，那你一定不会认为人们会轻易地跟着一个轻率的领袖或者莽撞的改革者走上冒险的道路。

但是人们也不会通过有智谋的办法，甚至通过预先策划好的计划来公然地反对他。他们不会激烈地反抗他，甚至有时候还会赞美他几句，但却不会跟随他的脚步。他们只是偷偷的用自己的怠惰来对抗改革者的热情，用自己保守的兴趣来对抗他的革命天性，用自己的家庭乐趣来对抗他的冒险热情，用自己强有力的判断力来对抗他飞翔的才能，用自己的平淡无奇来对抗他的诗情画意。通过各式各样的努力，他终于在一时间将人们激发起来，但人们却很快就会逃离他，他们就好像自己承受不住自己的体重一样跌倒。他用尽所有的力量，试图使激起这群漠不关心的散漫群众，最后却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这并不是因为他被战胜了，而是因为他势单力薄。

我并不是说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天生就是静止不动的，相反地，我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有一种永恒的运动在起着支配作用，人人不休。但是我相信民主社会的人在一定的限制之内是永远在改变的，而这个界限他们却永远不会跨过。他们每天都在改变、修改或者更新次要的事情，但他们十分谨慎，不去触碰原则性的东西。他们热爱改变，但却惧怕改革。

尽管美国人经常都在修改或撤销他们的一些法律，但他们却没有展现出革命的热情。每当公众的热情到了一种令人惧怕的程度，或者只是达到高涨的程度，他们便会迅速地停下，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他们惧怕革命，就像惧怕巨大的不幸一样，并且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暗自下定决心，就算自己遭受很大的损失也要阻止它的发生。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美国更热衷于获得财富，而又惧怕失去财富，也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绝大多数人都反对任何威胁他们财富或改变他们财富所有权律法的教条。[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