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1] 论民主时期历史学家的某些特有倾向[2]（第3/4页）

[4]“这必定会将他们的思想带回到普遍因素的寻求当中，并且他们总是会满足于他们找到的第一个因素。”（草稿，卷1）

[5]“在这一章有两个观点必须不能被弄混淆了。

“一个国家的命运是可以偶然地被一个权力极大的人改变的，我想就像拿破仑一样。

“或者也可以被偶然的机会改变，比如说瘟疫、一场战役的失败……

“你可以不相信个人的影响，而相信偶然的因素。

“在民主时代中，个人的影响力相对于贵族时代来说是极为弱小的，但是偶然因素的影响却不会少。

“现在，现代的历史体系的构成可以说不仅个人是无法改变的……国家，并且偶然的因素也无法改变。因此，战争的本质不能也无法起到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说无法阻止一个国家投降，因为一系列已经存在的因素决定了它最终灭亡的命运。

“很明显，我在之前章节中所说的一些都是可以应用到个人身上的，而无法应用到偶然因素上。这是言过其实的，因为当你对偶然因素的起源进行回顾时，你几乎总是会追溯到个人的行为上去。”（草稿，卷1）

[6]边上写着：“这与之前的内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并将思想带向了另一个方向。我在之前所说过，历史学家更喜欢找普遍的因素而不是特殊的事实。而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他们都满足于了错误的普遍因素，这种普遍因素是另一种思想。我的比较只适用于这最后一种，因为‘空气的沉重’只是一个普遍因素，就像‘对真空的厌恶’一样。还是删了吧。”

[7]马奎斯·德·拉法叶：《回忆录》（《与拉法叶将军的信件和手稿》，巴黎：老H. 福尼尔，1837—1838年），6卷。1837年5月，托克维尔收到了编辑科塞勒寄来的这部作品的头三卷。也许这位作者与这位将军并没有共同的看法，因此没有读他的回忆录（我们都知道他认为这位将军是一个好心的人，但是思想却很“平庸”），并且他在圣伯夫所作的评论的第二部分中找到了这条引用（《两个世界》，第四系列，15期，1838年，第355—381页，同样的引用还出现在第359页）。

[8]“我认为在人们生存的国家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有自由去改变他们的命运。”（草稿，卷1）

[9]“向人们展现出相对于大众来说，个人是弱小的这样一个观念是怎样将他们带向新的观念——相对于自己，人民大众是弱小的，并且是如何将他们带向穆斯林的灭亡的。”（草稿，卷1）

[10]在草稿中还有这样一个简短的关于宗教雄辩术的章节，但是在最终的版本中被删掉了：

宗教雄辩术或者说宗教讲道术。

……民主对人类思想的著作的影响，这对我来说足够让我揭露出它是怎样改变布道的语言的。

［边上写着：或者还是把这一章删了吧。这不适用于美国。在美国，宗教信仰是非常坚定的，神职人员所用的语言并不是为支持基督教所进行的雄辩。］

没有什么能像宗教一样本质上来讲就是很少发生变化的，否则它就不是宗教了。真正的宗教存在于绝对的真理之上；其他的宗教也是需要它的支持的；因此所有宗教都是固定不变的，想要改变它们比摧毁它们更困难。

这种固定性延伸到了与宗教相关的每件事物上，不管关系有多远。每一种宗教习惯都很重要，要改变宗教的习惯比改变一个国家的宪法还要难。

因此不管是什么因素让人们在宗教事物上改变风格和方法，它肯定只是一种更为普遍的革命产生的最后一种影响，并且这个因素必定在很早以前就改变了其他所有事物的面貌了。

……天主教，我走进了一个教堂。我看到牧师一步步走上讲坛。他是一名年轻的牧师。他穿着牧师的祭服，但是除此之外在他的穿着打扮，他的仪态举止，或者在他的语态之中，再也没有其他传统或者习俗惯用的东西了。他并没有说“我的同胞们”，而是说“先生们”。他没有吟诵，只是即兴发挥。他并没有提到我们的罪恶让他与日俱增的痛苦；我们的善举也并没有让他感到内心的慰藉。他让所有的听众将手放在手中，像他一样举起手来，跟着他一起做动作。他感觉这不再是一种让我们触动的行为，而是一种让我们忏悔的方式。他所做的事不再是与信仰有关，而是与理智有关；他不再将信仰强加到人们身上，而是与人们讨论信仰，希望人们能自主地接受它。他并没有在学术神学的领域上和博学者的写作上和人们进行辩论，而只是诵读教皇的法令和议会的决策。他从世俗的科学中借来他的证明；从生活的日常事务中进行他的比较；以最普遍的事物，最清晰和最为基本的真理来作为自己的论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