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1] 论民主时期历史学家的某些特有倾向[2]（第2/4页）

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还存在另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

当个人无力影响国家时，往往会让人只看到世界运转的表象，而无法看见在背后推动其运转的源动力。有些事物对所有公民都会产生影响，并且最终导致全民运动。不过因为人们往往很难了解和分析这些事物，所以会倾向于认为它们并非由偶然因素引起，而是由最高力量在无形中决定。

甚至，就算人类最终发现世界上确存在一般原因在支配每一个人，人们也无法因此获得自由。一个广泛得足以同时用于千百万人，并且强大到足以控制同一阵营的全体的原因，大概是最无法抗拒的。一旦人们对这个原因表现出顺从的姿态，就会认为它是无法抗拒的。

由于这个原因，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不但不承认全民的命运是由某些公民所决定的，而且认为民众的处境几乎是不可能改善的。有时候，他们认为刚直无私的神在摆布着人民的命运，但有时他们又认为人民一直受到宿命的支配。在他们看来，所有民族都具有自己的地理位置、起源、历史和个性，并且它们又都跟无法改变的命运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按照一定的顺序，考察每一代人，再从一个年代到另一个年代进行考察，由一个必然事件考察到另一个必然事件，一直追溯到世界的起源，然后铸造出一条环环相扣的大链条，把整个人类的一切事件对号入座地放入到相应的位置。

不过，对他们来说，仅仅指明事件是如何发生无法令他们满足，他们告知人们事物的发展趋势。在对一个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民族进行研究后，他们就开会开始论证这个民族只能沿着这种轨道前进。这种研究方法容易为这个民族提出指导性意见，使得这个民族能在将来更好地发展。[8]

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经常会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当时的人只要能较好地进行自我管理，就能掌控自己与同胞的命运。但是，现代历史著作给予读者的阅读印象则完全不同：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往往既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掌控周围其他人的命运。古代的历史学家一直教导人们要独立自主，而现代的历史学家只告诉人们要学会服从。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总想拔高自己的形象，而把人类视如草芥。

现代的历史学家一直追捧的这个学说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如果任由这种学说从作者那里传递给读者，并植根于人心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用不了多久时间，这个学说就会使新社会彻底瘫痪，让土耳其人取代基督教徒。[9]

对于如今这个时代来说，这样的学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意志自由的说法根本不被大家所认同。但是，他们仍然承认当人结成团体时是有力量的和自主的。因此这种思想应当加以提倡，因为现在需要的是振奋人心，而不是压抑人心。[10]

注释

[1]1. 贵族社会的历史学家将所有的事件都归功于少数人。民主社会的历史学家却否认人们在人类物种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上的影响，并只会寻找普遍的因素。在两个方面都有些言过其实了。在所有的历史事件中，一部分是必须归结于普遍原因的，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因为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取决于时代的。在民主的时代中，普遍的事实可以解释更多的事情，而特殊因素的影响会更少。

2. 民主社会的历史学家不仅被引导倾向于将每一个事实归结于一个巨大的因素，还会将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历史体系。

3. 他们不仅倾向于为个人的力量而斗争，以领导各个国家，他们还很容易为了国家的能力进行斗争，从而以自己的能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他们还会服从于一种盲目的宿命论。（YTC，CVf，第21页）

草稿中这一章的其中一个题目是：身份条件的平等对想象的方式和写作历史的影响。

[2]在手稿的文件袋上，用铅笔写着：“古代的历史学家米格内特和与他为伍的人一样论述历史。”

[3]“在论述这个话题的时候一定要很谨慎地描述‘历史’，而不是‘历史学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历史学家解释这些事的方式’。”（草稿，卷1）

在《1836年的法国出版运动》（《两个世界》第四系列，X，1837年，第453—498页）这篇托克维尔在第二章的草稿中所使用的文章中，你可以找到相似的肯定。你可以在第464页上看到“它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存在于杰出人物的首要形象中的事物和居于幕后被人民大众看作是模糊和不被欣赏的事物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渴望知道一切，对一切事物都持怀疑态度的时代，似乎更倾向于事实和这类令人震惊的景象的证明，在这个景象中，创作的艺术和判断的智慧证明了作家的力量是强过杂乱的旁征博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