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 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2]（第4/6页）

［v：够了。不用谁来告诉我我就已经知道，在一个如此宣称和接受智力平等的国家中，是不会存在很大的身份条件的不平等的，不管政治社会的外在是怎样的，人们都已经是非常接近于普遍的水平了。］（YTC，CVj，1，第13—14页）

[11]手稿的单独一页上的一个片段写着：

读《新工具》中第263页开始的题目为《主题和计划》的序言部分，并将培根在物理意义上解释他的方法的习惯与几乎是同一时期的笛卡尔构思和解释道德科学的习惯相比较，你会吃惊地发现它们将是何等的相同，这些新的事实是如何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这两位思想家之上的。

显然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这表明了在这个时期的人类思想中有一个普遍的方向。培根和笛卡尔像所有的革命者一样，将这个已经在所有人的思想中传开的观念变得“清晰和系统化”。

他们给了所有的特殊的事实一个适当的普遍准则，这个准则每个人在身边每个地方都能随手找到。

培根，1561—1626。

《新工具》（新东西）发表在1620年。

培根说（第264页）：“我们的方法，甘受普通逻辑所接受的关于其他信仰的检验，也将无条件地遵从权威。相比于仓促的向上层原则和最普遍的主张进发，以演绎中级提议这样的普遍做法，它选择了另一个相反的路子，由自然历史和特殊事实出发，并在不知不觉中沿上升的阶梯以一个非常慢的脚步向上攀爬，最后完全成为普遍的主张和第一阶层的原则。”

他在下面还说：“人类认识的席位，必须摆脱已经接受的观点和方法，然后思想必须以一个适当的方式向必然能够教化它们的方向转变；最终，当它充分地准备好后，这些事实必须展现在它面前。”

显然出现的不仅是一个新的科学方法，一个人类思想的大规模革命也开始了，或者说“得到法律认可”或者“理论被创立”。

当对事实的详细的分析理论成为所有科学进程的条件这一刻起，在科学事物中除了个人的信仰和成形的信仰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被承认的或者教条的信念将会从人类思想的整个部分中被驱逐出去。

托克维尔引用了培根作品的序言，题目就是《精神、主题、目的以及工作的计划》。

[12]手稿上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将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的观点和他们的行为放在一边，而这些意见和行为必然被人视作由国家的特殊状况所导致的偶然的意外，仅仅是为了构想构成他们方法的基础原则，我也发现了引导他们思想的规则，同样引导了现今美国人的思想。我发现，还在他们写作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老旧的贵族社会就已经在消亡了；这是我清楚地看到18世纪的哲学方法不仅是法国的，更是民主的，这就是为什么它能轻易地被所有的欧洲国家所接受，也是为什么它在改变欧洲面貌中能做出如此强大的贡献的原因。我不是说这种方法只能出现在民主时代中，但是我所说的是，生活在这些时代中的人尤其受到了社会状况的影响去找到并接受这个方法，并且只有在那个时代中，它才可能变得平常与流行。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今天……

在草稿中，作者特别指出：

法国的哲学家们使用他们的自由的第一个做法就是以一种充满愤怒的方式抨击所有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我认为这只能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意外，一个对于法国来说非常特殊的事实，一个也许再也不会出现，或者说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已经不存在了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结果。

我相信，革命（两个无法辨认的字）对法国特殊观念造成的影响是小于为他们带来的哲学方法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基督教的动摇，对法律的改变和民情的转变让整个欧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在借助打破旧事物和打开通往新事物的道路的手段的帮助下，为人类思想指出新的方法的人。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如此乐于遵从于法国人揭示出的新方法，我会回答说，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情况使他们有意于接受它，就像法国人一样，尽管法国人从一个较小的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YTC，CVj，1，第54—56页）

同样的观点还出现在他的“法国在1789年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的开始。（OC，II，1，第34页）

[13]“笛卡尔在信仰上是一个天主教徒，在方法上是个新教徒。”（TYC，CVj，1，第32页）

[14]“应该责怪的不是路德、培根、笛卡尔和伏尔泰。他们只是给出了形式或者应用；实质是产生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状况中。”（草稿，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