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 关于民主国家的信仰的主要来源[2]

随着时代的变换，教条性信仰的数量也会发生改变。它们产生于不同方式，其形式和对象也会随之改变。不过，这种教条性信仰——也就是不经论证就被人们接受的观点——并不会完全被消除。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按自己的方式追寻真理，那团结在共同信仰之下的人将会少之又少。[3]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如若信仰千差万别，那社会则不能繁荣发展，抑或说，没有共同观点的社会无法存在，因为如果观点不同，那行动也不会一致，虽人依然会存在，却不再是社会个体。因此，社会想要得以存在，就需要存在一些主体思想，以让全部社会个体的思想连为一体。但要达成这一目标，每个公民都需要从同一来源获得自己的观点，并接受一部分的已有信仰。[4]

就单独的个体而言，一个人无论是要单独生活还是要与他人共同行动，教条性信仰都是不可或缺的。[5]

如果一个人必须得去证明日常生活中所应用的一切真理，那求证工作将无法完成，或者会在求证旧有真理的道路上筋疲力尽。人的生命有限，不仅没有足够的时间，也碍于智力和能力的限制，无法完成求证任务。所以，他只能选择相信一些已被前人证明或被大众认同接受，而自己也没有时间和能力去亲身验证的一些事实真理。他自己的思想大厦只能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这并非他的意愿所致，而是其限制条件不允许他去求证。

世上的每一位伟大哲学家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认识数之不尽的事物，同时，接受无数他人发现的真理。[6]

这不仅必要，而且符合他们的期望。如若你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检验一切，那分配到每件事情上的时间和精力都必定有限。如此一来，你的思想便会一直处于繁忙状态，从而影响到你更加深入地研究或者求证。你的智力独立且软弱，所以，为了深入探究你感兴趣的信仰，你将不得不选择不加论证地接受很大部分早已存在的信仰。[7]

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如若随意听信他人言论，并接受其观点，那他的思想则会处于被奴役状态，但这样的状态有助于他正确利用自身的时间和精力。[8]

所以，无论怎样，智力和道德领域都应有其自身的权威。权威也许会不断变化，但它必须存在。社会个体的独立性有强弱之分，但必须有所限制。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去探查智力权威[9]是否存在于民主时代，而是去了解其存在于何处，延伸到哪种程度。

在上一章中我已讲过，平等是怎样让一个人对超自然事物采取不相信的态度，并且是出于本能的不相信，却对人类的理性做过高甚至过分的评价。

所以，出于平等时代的人们，不会轻易地信服在外的或者超自然的智力权威。通常他们只会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的同类身上寻找真理的源泉。这足以说明，在这样的平等时代，新的宗教不可能出现，而人们会认为一切想要建立宗教的想法都会被视作荒谬且不合理。我们能够遇见，神的使者无法让民主国家的人民轻易相信，新的先知也会受到嘲笑，而他们会认为自己信仰的仲裁者只能来自人类自身之内，而非之外。

当社会个体的身份地位不平等，条件存在差别之时，就有一些见多识广、因智力非凡而能力超群的个人出现，而与此同时，也会有很多无知且能力有限的人出现。所以，当一个社会存在贵族制度之时，人们就会把某个人或者某个阶级的理性思维作为自己的思想导向，而且群众阶级的正确性永远也得不到承认。

而在平等时代，情况则会截然不同。[10]

随着公民平等程度的提升、社会差异的缩小，人们就越是不会选择相信某个人或者某个阶级。从而人们会不断提升对广大民众的信任度，并慢慢成为世界的主导观点。

公众观点不仅是民主社会中个体理性的唯一指南，而且相比其他社会形态，它在民主社会中的影响力要大得多。由于彼此间的相似，平等时代中的人不会将信仰建立在他人身上。但这种相似性会让民众无比信任公众的判断，因为在他们眼中，公众的判断如若与众人共识相去甚远，则不会被视作真理。[11]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与周围人相比较之时，他们会骄傲地感受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平等。但一旦环顾四周，从全体的角度看时，又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而在面对集体行动时，这种独立于其他同胞的平等感却会让他感觉到孤立无援。[12]

所以，民主制国家的公民所拥有的强大力量是贵族制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公众将信仰强加并渗透到个体身上的方式不再是游说，而是用集体思想强压个人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