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第2/24页）

很多人认为这种指导下层阶级将上级从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导地位上拖下来的秘密本能仅存在于我们法国。这是错误的：我所谈论的这种本能不是法国所固有的，而是民主所固有的。政治环境能够赋予这种本能以严厉的特点，但环境不能创造这种本能。

在美国，人们并不憎恨社会的上层阶级，但他们对上层阶级并不友善，并且小心翼翼地设法不让他们当权；他们不畏惧大人才，但他们对这种人不够赏识。[7]一般而言，你会注意到凡是没有在人民的支持下而发迹的人很难得到他们的青睐。

当民主的这种自然本能使人们排斥杰出人士当权，另一种同样强大的本能也使人们远离政界，因为他们在政界中很难保全自己并且免于堕落。肯特法官就曾经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我提到的这位著名作家在高度赞扬了联邦宪法授予提名法官执行权的部分条款之后，补充道：“最称职的人也许为了不在普选中当选，而在行动上表现得过于含蓄，在精神上表现得过于严肃。”（肯特的《释义》第一卷，第272页［第273页］。——编者注）这个观点于1830年在美国发表而且没有造成任何矛盾。

对我来说，这证明了那些将普选制视为做出最佳选择的保障的人完全是在幻想。普选制有很多优点，但没有包括这一点。

能够部分修正这些民主本能的因素

巨大的危险对国家和人民产生的反作用。——为什么美国在50年前有那么多卓越人物主持国家的公共事务。——启蒙教育和风俗习惯对人民的选择产生的影响。——以新英格兰为例。——西南部各州。——某些法律如何影响人民的选择。——间接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对国会的组织结构产生的影响。

当巨大的危险威胁国家时，你发现人们往往能够成功选择出最能拯救他们的公民。

人们已经注意到，人在面对燃眉之急的时候很难保持常态；他不是位于常态之上，就是居于常态之下。民族的情形也是如此。极端的危险非但没有使一个民族得到提升，有时反而会令它士气低落；这种危险能够唤起民族的激情，但没有对这种激情加以引导；它非但没有启迪心灵，反而使民族为之感到困扰。犹太人仍在硝烟弥漫的神殿废墟上相互厮杀。但是，更常见的是一些国家和个人在面对眼前的危险时展现出非凡的德行。这时，伟大的人物就像是隐藏在夜色之中的石碑，在火光的照射下突然出现。天才不再厌恶挺身而出，而身陷危险之中的人民也会暂时忘记他们的妒忌心理。这时，选票箱中出现声誉卓著之人的名字并不罕见。我刚刚说过当今的美国政要似乎[8]远远不如50年前主持公共事务的领军人物。这不仅是因为法律，而且是因为环境。当美国为了最正义的事业而奋斗时，它也是一个意图摆脱别国束缚的国家；当它以一个新国家的身份进入世界时，全体人民已经达到了他们努力想要达到的崇高目标。在这种激动人心的状态下，优秀的人物向人们献殷勤，而人们也欢迎他们，将他们当作领袖。但是这样的事情非常罕见，我们必须根据事情的常态做出判断。

如果说暂时性事件有时会抑制民主的激情，那么人们的知识水平，尤其是道德观念会对激情的发展趋势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影响。这种情况显然存在于美国。

在新英格兰，教育和自由是道德与宗教的产物，古老而长久存在的社会已经形成普遍的真理和习惯，因此人们在摆脱财富和出身造就的优势的同时，习惯于毫无怨言地尊重和服从于知识和道德的优势；因此，你会发现民主在新英格兰能够比在其他地方做出更佳的选择。

相反，当你朝南部前进，在社会纽带形成较晚而且不够坚固的各州中，教育不够普及，道德、宗教和自由的原则还未结合得令人满意，你会注意到在这些州的统治者中，有德有才之人更加稀少。

最后，当你进入新建的西南诸州时，那里的社会团体才成立不久，你会发现那里是冒险家和投机者的聚集地，你会惊讶地发现哪些人掌握了公共权力，而且你会猜测，除了立法独立和个人独立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使国家发展和社会繁荣。

有些法律具有民主的性质，但它们也曾部分修正了民主的危险本能。

当你进入华盛顿的众议院大厅时，你会因这个大集会的普通而感到震惊。你的双眼不断在集会中寻找著名人士，但这样的行为通常只是徒劳。几乎所有议员都是无名之辈，他们的名字没有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任何印象。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乡村律师、商人，甚至有些人属于最下层的阶级。据说，在这个教育几乎得到普及的国家中，人民的代表并非总是知道如何正确书写。[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