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 美国的司法权以及它对政治社会产生的作用[2](第4/5页)

我曾多次尝试向某些美国人或者英国人解释这第七十五条的意义,但对我来说这样做往往是非常困难的。

他们最初以为法国的行政法院是设置于王国中央的高级法院,而第一步就将所有原告都送到那里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暴政。

但是,当我试图使他们理解行政法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司法机构,而是行政机构,其成员直接隶属于国王;而国王,作为国家主权的代表人,在其任命的一个被称为省长的臣仆犯下不法行为之后,能够任命另一个被称作行政法院议员的臣仆使前者免受惩罚;当我向他们说明因国王的命令而受到损害的公民只能请求国王为其伸张正义,他们拒不相信有如此荒谬的事情,并指责我撒谎和无知。

在过去的君主政体时代,通常是由最高法院下令逮捕犯罪的公职人员。有时王权进行干涉,使该程序失去效力。随后,专制暴露出它的真面目,而人们只是被迫屈服于它。

因此,我们已经后退至我们的祖先所处的位置之后;因为在我们的默许之下,依靠暴力而强加于人的行为得到了公平、神圣的外衣和合法的名义。

注释


[1]本章和下一章是托克维尔的朋友和家人阅读的复制本中所没有的,这说明这些内容是后来添加进去的。身为法学家的托克维尔,在旅程开始之时,就对司法权在美国如何发挥功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的游记中的笔记本F里专门记录了美国的民法和刑法(YTC,BIIa;《旅程》,OC,V,第一册,第296至335页);在关于本书的最初计划中(YTC,CVh,第一册,第20至31页),司法权以及民法和刑法,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上文提及的笔记本之外,记录旅行日记的其他笔记本和往来信件中还包含了大量关于美国司法权的评论。一些迹象表明托克维尔特地咨询了他的朋友埃利·德·博蒙——凡尔赛的法官,以便获取关于法国司法权的信息。我们记得当托克维尔思考关于集权的问题时,他使用这种方法比较法国和美国的态势。托克维尔在1831年11月26日(YTC,BIa2)写给另一名地方法官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的信中,包含了对美国司法机构的简要描述、关于治安法官的初期说明、根据写给埃利·德·博蒙的一封信(显然已经丢失)提出的见解。草稿中提到了另一种可能的信息来源:“与利文斯通先生谈论美国的司法制度。”(YTC,CVh,第三册,第10页)

[2]司法权。/

美国的所有制度中最具独创性且最难以理解的部分。

其他国家也有邦联、代议制、民主政治,但没有国家像美联邦那样拥有系统的司法权。

美联邦的司法权如何以一种保守的方式作用于社会,而不损害宪法中的单一主导原则的必要性原则。它减缓了人民的前进步伐,但它不能阻止人民前进,因为后者往往能够通过修改宪法而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挑战美国的司法权的所有法律如何对秩序和自由造成真正的破坏性(YTC,CVh,第五册,第40页)。

[3]“≠在我看来,司法权的建立构成了整个美国政治制度中最新的、最具独创性的部分≠。”(YTC,CVh,第四册,第16至17页)

[4]在空白处:“≠因此,这种宣言是非常荒谬的原则造成的非常合理的结果。≠”

[5]在空白处,标有一个记号:“≠这是真的吗?≠”

[6]如果法国的法官有权因为法律违宪而漠视法律规定,那么他不仅篡夺了制宪权,而且摆脱了所有束缚,因为法国的法院仅对其自身承担责任。由此引入的政治管辖权仅针对政府的主要机构。因此,法官同时成为一种政治权力,其仍仅对司法权承担责任,这意味着所有观念上的明显的混乱。

美国的法官有权解释宪法,但是他的观点不一定是必须遵循的;他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主要的政治权力,但是他就自己的行为对中央政治法庭负责。他的行为[v. 观点]或者他本人受到社会的控制。

在美国,政治管辖权是永远悬挂在司法官员头顶上方的武器——一种更加强大的武器,因为他作为法官对那些要求执行他的判决的人进行习惯性审查。

因此,被赋予了如此高的特权的美国地方法官从未使群众感到鞭长莫及;而他们的独立性并非总是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必须完全服从的唯一的主导力量。司法权减缓了人民的前进步伐,但它不能阻止人民前进。

当你审视宪法规定的管理社会的不同权力的时候,你不难发现其中最脆弱的是司法权,尤其是当它仅将自身视为权力来源的时候。(a.)立法权依赖于整个国家的道德力量;行政权有权力赋予行政官员力量;但地方行政官员仅代表理性权威。司法权仅在与另一种权力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够变得更强大。当司法机构的行动与专制君主的行动相结合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比其更强大的专制制度代表。因为它给他提供了仅靠武力不能创造出的唯一一样东西:法律的支持[空白处的括弧中写道:老生常谈]。随后,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人类自由最终来到了法律神殿的大门前。美国的司法官员不能寻求其自身之外的权力原则。行政权则乐于对他伸出援手,但这不会产生影响。人们将能够为他提供更多的实际帮助,但人们通常仅将他看作一名遇到困难的检察员。因此,美国的法官与群众分离。由于周围的人传达的情感,由于公共舆论的推动,他只能否定他曾说过的话:他仅就群众想要服从的事项下达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