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第11/22页）

随着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结束，李纲受到排挤，出任河东宣抚使。他离开京师时，没有带走一名禁军将士，凭着空手赤拳就去走马上任，这分明是要他好看。连带蒋、李等人也倒了霉，王宗濋重新掌握禁军大权，要想拿他们开刀。无奈蒋、李二人在保卫战中确实立过功劳，在禁军中声名藉藉，眼前又没有错头可扳，王宗濋只好忍一口气，暂时仍把他们放在散员都指挥使的虚位上，伺机报复。

蒋、李都明白自己的处境，但他们考虑的不是保住自己的性命禄位而是争取为国家立更多的功劳。他们结识了刘锜的老战友吴革，在第二次围城之役中，接受他的指挥，游弋各门作战。二十五日宣化门被攻破，各门纷纷失陷。这时蒋、李二人都参加吴革领导的巷战，最后战败，他们率领部分禁军退入宫禁，不但血染战袍，面孔、眼睛上都糊满了敌人和自己的血，变成了血人儿。

早在围城时期，蒋、李就参加吴革的“歃血为盟”，那种仪式在三家村第一次举行过以后又连续举行过多次。城破以后，他们慨然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在“赈济所”的名册上。

表面上看起来好笑得很，堂堂指挥使，职分儿不低，军队中自有给养请受可领，即使城陷以后，禁军组织并未解散，他们何至于要领救济粮度日子？不要小看了这几十本由李师师率同两个丫鬟编纂起来的“赈济所花名册”，其中尽有比蒋宣、李福职位更高的文武官员和居民富户，这些富户在两次围城之役中，踊跃输将前线，出手就是几千上万贯钱财，有的一次就捐助白米五百担，今天却到赈济所来领半升五合的救济粮。很显然，一部分愿意列名在“花名册”上的人，目的不是为了治疗口腹之饥，而是治疗一种精神上的饥饿病，或者可称之为“爱国热”的饥饿病。他们没有得到满足的正是这一腔爱国的热血无处可以发泄。

如果让徐秉哲、王宗濋、左言、范琼这些家伙得到这几十本花名册，那该是何等高兴惬意的事情！他们目前也正在害一种“富贵狂”的饥饿病，唯恐功劳立得不够大，唯恐对金人的好讨得不够足，唯恐还有一群不逞之徒堵塞了他们富贵的道路。如果得到了这些花名册，抓住东京城内这些乱民的“纲”，按图索骥，把他们一一打入网内，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去和金人做成这一笔彼此渴望已久的“囫囵”买卖了。

蒋宣、李福以及许多列名在花名册中的禁军官兵正是一群如痴如狂、不惜断头碎骨以求一当的“爱国饥饿病”患者。他们与直接担任宫廷宿卫的禁军军官崔彦兄弟很早就知道渊圣皇帝即将出郊与斡离不、粘罕见面的消息。他们凭直觉就判断出这是金方和奸臣们的一个大阴谋，他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认为形势危急，只今天就要把渊圣皇帝从罗网中搭救出来，强迫护送他离开东京这座龙潭虎窟。由于时机紧迫，他们已来不及送个信给吴革，凭手里可以直接指挥得动的几百名禁军，行动起来再说。他们深信这个行动一定可以得到吴革的支持，因为护驾西行本来就是他的主张。现在先动手，下一步怎样做，再与大哥商量不迟。

强迫御驾出行，这在禁军中有例可援。当年澶渊之役，真宗皇帝意怀犹豫，不敢渡黄河北上亲征抵御辽寇，就靠殿帅高琼当机立断，指挥部下硬把官家扶上玉辇，还不等他开口，高琼就喝令禁兵把玉辇推上御舟，径行渡河。不管这桩官司后来是怎样打来打去的，推功于什么人，诿过于什么人，禁军们一致的舆论认为，促成澶渊之役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高琼这一果断勇毅的行为。还有在澶州围城的城头上，文人们议论纷纷，大放厥词，高琼当面讽刺他们：“诸君可吟诗一首以退敌乎？”这又是大快人心之举，很显然，澶州之役能够御退辽军的，依靠真宗皇帝的御驾亲征，振作士气，也依靠城上床子弩一矢射死了敌方主战的统帅萧挞凛，而绝不是文人们的舞文弄墨，吟诗赋词。国朝定鼎以来，已经换过几十个殿帅，在禁军的心目中就数这位高琼是大英雄，是他们学习模仿的偶像。今天蒋、李准备采用强制手段，强迫御驾出走，就是师法这位大英雄高琼的所为，而且也深信此举也一定可以像祖师爷一样获得成功。

当天黄昏时分，宰相何、孙傅等均在都堂待命。渊圣皇帝自己留在祥曦殿治事，他派内监把曾去过金营、与斡离不见过两次面的皇弟景王赵杞召入内殿，有所垂询。这时明诏已发，去与不去的大计早定，景王入见时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再提出什么异议，虽然他在内心中感到此事有些不妙。他们一般地谈到与斡离不、粘罕见面时要注意哪些有关事项，特别是见面的礼节怎样才能做到不亢不卑。当无情的现实还没有落下来以前，抱着幻想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理想再加三分或者甚至五分的让步去设计前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