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第17/21页）

东京人对渊圣犯下的错误也采取宽容的态度。所有割地、讲和、赔款、遣亲王为质都是卖国奸臣做的事情，他们是瞒了渊圣去做的，或者利用渊圣卧伤的机会，偷窃了御玺，矫旨前去讲和的。否则如何理解渊圣亲自上城去抵御金寇这个事实？分明官家是要抗金的，就是这些卖国奸贼不让他抗金。有一夜，卖国宰相唐恪从政事堂议事回家，途中受到一群自发的老百姓的袭击，不但打碎他的肩舆和灯笼，还一拥而上，撕裂他的袍服。如非卫兵救护得快，险险乎叫他成为朱拱之之续。这件事唐恪重事轻报，只说灯笼被打碎。但事实是老百姓要要他的狗命，吓得他从此不敢再作夜行。

除唐恪外，卖国奸贼耿南仲也遭到詈骂，老百姓把他以及跟随康王一起出使求和的儿子耿延禧一起骂为“老贼、小贼”，拦住他的坐骑，不让他进入政事堂。只有一个聂昌，他先为开封尹，竭力保护太学生，坚决反对因伏阙上书一事要惩罚陈东、雷观等人的朝议，态度十分激烈，甚至表示不愿与主张惩罚太学生的大臣共事一朝，因此取得太学生的好感。后来忽被耿南仲拉进枢密院，在一段时期中，改变了论调，昌言议和，最后被派出去充为河东割地使，又力言割地之非计。这个态度明朗、毫不暧昧的两面派，弄得东京人不知道要赞成他好，还是反对他好。另外一个态度暧昧的两面派，那就是红萝卜球首相何，他先以主战的言论，受到太学生拥护，被推荐为首相，后来逐渐转变了立场，反而为主和派张目，因此受到太学生们的攻击，他成为舆论谴责的中心。

圣明仁孝，原来就是任何一个官家的“起点”，不管他是三岁小儿被抱上金銮殿的，还是长期在深宫储待，等到登上宝座时，已达六十岁的高龄。不管哪一个，老百姓在他刚即位时，都深信不疑他应该是圣明仁孝的。除非经过长时期的考验，这个不争气的官家做出来的事情距离“圣明仁孝”的标准实在太远了，甚至完全是它的反面，这才对那根深蒂固的信念稍微动摇了一些。譬如老百姓对道君皇帝的信念也是直到最后几年才有些改变的。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当今的渊圣皇帝确实不愧为圣明仁孝的好皇帝。既不因为父皇，也不因为奸臣，更不因为金寇的关系，对他圣明仁孝的看法有一分动摇。在强敌围城的情况下，东京人热血沸腾，渴望在抗金的事业中能够贡献出一份力量。他们不惜流汗，甚至流血，只要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他们一定去。打击金虏，究竟为的是保卫这个国家还是为了保卫这个官家，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在他们的思想中，可能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前者是抽象的，后者是具体的。在他们看起来，山河城市、土地人民都是后者的附着物而并非是前者的组成部分。

不过要领导他们去保卫这个受到金寇攻击的官家，绝不是官家本人，他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偶像。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才能担负起领导他们的责任。二月间那场如火如荼的运动，才是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行动，陈东就是最理想的领导者。当时几十万人都听陈东的一句话。他要大家鼓噪，大家就摇撼着门柱，发出震天动地的喊声；他要大家肃静，一下子忽然鸦雀无声。开封尹的刽子手吓不倒他，殿前司的铁骑他视若无睹。是他把运动领导到胜利，最后官家出来宣旨：种、李复用，奸臣罢黜，就这样把十万金兵吓退了。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胜利。

但愿现在再出一个陈东来领导他们，再一次把金寇打退，那该多好！

群众的领袖主要是自然产生的，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听说吴革这个名字，许多人知道他在第一次围城之战、特别在第二次围城之战中立了许多功劳。那天何庆彦南薰门之战能得胜利，就因为他在城门口的摆布。没有他的接应部队，没有他的铧车弩床，没有他的严阵以待，何庆彦不一定能够安全凯归。许多人知道他帮助官家做了不少事情，而不以官职升擢为念。从品质、才能、威望各方面来说，吴革比较陈东并不逊色。但是吴革仍然不是几十万东京人民共同承认的领导者。当初那六家村的盟约者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他们认为只要吴革出来登高一呼，就有十万、二十万群众出来响应他、拥护他，马上就成为大家公认的领袖。但事实并非如此。要成为群众的领袖，特别是一群“业余”群众的“业余”领袖，要有一定火候。事情碰了壁，他们才冷静起来，重新研究问题，重新考虑了一些比较可行的实事求是的具体措施。

他们六人，除了师师外，其余五人都有本分的工作，吴革尤其忙，官家给他的任务是四壁策应，那就是说东南西北四壁，哪一壁受到攻击，哪一壁情况危殆，他都要驰去救应。攻击的警报没有解除，他就得留在那里，留一整天，有时还要留过夜，留到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