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第18/21页）

他的业余时间是十分有限的。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早看到东京城的危机。从护城河被填以来，四壁中的任何一壁，只要稍有疏虞，就有被攻陷的危险，而这种疏虞，常会发生，防不胜防，他怕的是一壁被陷，其他三壁的战士也会同时奔溃，导致全城的沦陷。这一点他只好闷在心里，连在最亲密的盟友面前也不敢多谈。他现在较多考虑的问题是万一全城沦陷了，怎样把更多的散漫的群众组织起来，或进行巷战，或继续反抗。他与雷观商量这个问题，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他们的这个组织无论在目前、在今后都是十分需要的，也该进一步加强。

雷观出了一个点子，他在户部供职，可以拨借太仓公粮，举办一个赈济所，一方面是救济难民，一方面是把群众组织起来。这个点子出得好。围城以来，许多穷苦市民失了业，或因小生意的收入减少了，不足维持生计，需要政府救济。赈济所虽用公粮，却以民办的形式出现，借用五岳观、启圣院、同文馆三处地方，每天发放救济粮食，并熬稠粥两次，供贫民食用。这几处赈济所就请何老爹、邢倞、太学生吴铢还有皇亲高某、宗室赵子昉等人出来主持。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把领用赈济粮食的贫民连同他们的家口，一概都登记起来，编成名册，分为小队、大队，按次序领粮。破城后又加上不少脱了军籍的散兵游勇，懂得军事编制的禁军军官崔彦、崔广等被借调出来，暗暗以兵法部勒军民。这种领取粮食的军民，人数越来越多，竟达十万人以上。他们挑选了一些年轻力壮的另外编成队伍，并把禁军的军官、士兵混合编制进去，给予军事方面的训练，这个赈济所就逐渐成为带有军事性质的群众组织点了。

除了吴革经常抽空来赈济所与贫民见面外，其余的盟友也都在这里兼一份工作。太学生丁特起这时在张叔夜手下当幕僚，他不懂钱粮出入之事，在赈济所里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他还讥笑师师说：“你妇道人家，连这口大铁锅都搬不动，到赈济所来顶什么用？”师师却找到她能够胜任的工作了。她帮何老爹、邢太医编写名册，每天忙个不停，后来索性把识字善书的小藂、惊鸿两个都带来，一起住进同文馆工作。她穿一身棉袄、布裙，头上包一块青花布帕，不但写字，连烧粥、发放粮食等项也样样参加，谁都没有认出来这个普普通通的妇人竟是当年名噪一时的李师师。

这个丁特起又来烦师师了。他把围城时期的见闻以及朝廷的种种荒谬措施都写在一本书里，说是要成为后世的殷鉴。他请师师替他缮写，并请她代想一个书名。师师不假思索就在书签上题上《泣血录》三个字。丁特起对这书名十分满意，后来这部书就以《孤臣泣血录》的名字行世。

同样的太学生，同样的爱国之士，丁特起愿以血泪救国，雷观却更愿意流汗。他和同舍生徐伟等以贫苦市民不能白白地消耗国家粮食为理由，建议他们巡行街头，查诘奸宄。这一条被批准了，从此他们就取得“诘奸”的权力。每晚出队，在街市巡查。“赈济所”这个以特殊形式出现的机构在东京人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了。

这时，军事形势更趋恶化，东京城已处在沦陷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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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围城之役，在军事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第一次围城的斡离不，采取政治攻势多于军事攻势，特别当宋方的西北勤王军抵达东京，在军事形势已经转为不利的情况下，他尽量避免接触，即使偶然攻城，也都是为政治攻势服务。第二次围城之役则不然，虽然没有停止过暗中进行的政治攻势，却显然以军事攻势为主。粘罕与斡离不合围后，截断了宋朝各处勤王军的来路，他们已无后顾之忧，就可以积极发动攻城战。可以说自闰十一月初一攻城开始以来，无日不在恶战之中。

从闰十一月下旬以来，金军陆续填塞四围的护城河，攻城的重武器充分发挥威力，洞子、鹅车、云梯、偏桥、楼车、撞车等横冲直撞，在每道城门下都逼近城墙，或在半空中施放箭石，居高临下地杀伤城头上的宋军，或施放火箭，焚烧城楼，或在城下用撞车猛撞城门，在军事上占到绝对的优势。只要一处得手，大功可成。宋军的抵抗已濒于绝境。

攻守战的高潮发生于闰十一月二十四日。那天，斡离不、粘罕发下狠心，把全部女真兵、契丹兵、奚兵、室韦兵、渤海兵都调上第一线。连后备的汉军兵马也调上前线，作为夫役之用，后营为之一空。所有高级将领都奉到命令，分段指挥攻城，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猛安以下的中下级将佐，都责下军令状，今时攻城不效，甘受重罚。这种大规模的孤注一掷的攻城战，在女真建国后的二十年军事史中确是空前未有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