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再创嘉年华（第4/5页）

对多数人而言，“消失”的那些事情很快就可以用宗教取代。如同马克思预测的，宗教不会凋谢，甚至正大举地复苏，在美国为主流的基督教与全球各地的伊斯兰教仍然欣欣向荣。人们在宗教中找到许多寄托，例如活着的目的、受苦受难的形而上学解释等。在宗教里也能找到社群，不管是伊斯兰的“乌玛”（umma，编按：来自同一地区、祖先相同的社群）或临近的小镇教堂，都让人有归属感。基督教拟人化的上帝更是成为人类团结的象征，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他能陪伴我们、安慰我们、给予各种建议。据说他能治疗忧郁、疏离感、寂寞，甚至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像是酒精与药物成瘾，他发挥的力量就像有爱的社群一样。

但比起过去热爱跳舞的宗教，今日的“信仰”比较呆板、没有活力。不过既然是“信仰”，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由信念组成，而不是直接的认知。不过史前时代祭典上的舞者、酒神的伴侣或伏都教的信徒并非如此，他们不“相信”神存在，而是“感知”到神，因为集体狂热活动到达高潮时，神明便附身在他们身上。现代基督徒也许有类似的经验，但基督教的基本要求是“信念”，得通过努力想象才知神意。相反地，狄俄尼索斯不会要求追随者相信他，而是呼唤他们前来与他接触，让他进入他们的身体与心灵，感受他的狂野与光芒。

从以上种种论点看来，我们想象中那些“未改信基督的野人”看到文明的成果，应该会感到失望。他们会感慨神明不见了，现代人要请神降临的话，就得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以及内在的信念，而不是跟众人一起参加祭典。他们也会被现代人繁衍的成果吓到，地球上居然有这么多人口，快超出环境负荷了。虽然人口这么多，但个人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丰富，人与人之间反倒充满敌意与挫败感。周边环境的惨况令他们害怕，科技进步了，但对于贫穷与疾病仍然无能为力。最令他们难过的是，这些同种人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了——流行病、全球暖化、核武威胁、自然资源耗尽，这些危机终将毁灭人类。现代人又太过疏离，无法团结起来面对问题，像远古的智人那样肩并肩站在一起抵抗掠食者。

当然，我们已经开始尝试解决问题了。世界上数百万的人参与各种运动，关心经济公平、和平、平等、环保等议题，这些运动孕育出我们日常被动生活中难以见到的团结和欢庆精神。不过，今日我们已经找不到人要创造单纯的集体欢愉活动了。大多数人已不太熟悉“集体欢愉”这个概念，还以为是一种异国情调。

我们得好好解释一下为何集体欢愉的声音消失了。我们先还给庆典的敌人一些公道，比如罗伯斯庇尔。假如他们有些幽默感，愿意讨论一下的话，大概会想说服我们，那些失去的东西其实不重要。说真的，只有傻瓜或是嗑太多药的嬉皮才会以为，恢复庆典和狂热仪式可以拯救人类以及解决目前的危机。就算我们现在复兴了过去的庆典活动，还能找回它原来的热度和意义吗？手牵手、一起唱歌跳舞并不能带来世界和平，也不能修复被污染的大地。事实上，庆典有时候只是用来安抚或麻痹参加者的情绪。欧洲好几个世纪以来，嘉年华与暴政并行不悖，因此学者才用“安全阀”来解释嘉年华的社会功能。美洲原住民无法靠狂热仪式“神鬼之舞”改变他们种族被灭绝的命运，同样地，被殖民的非洲人跳舞跳到出神也不会变得刀枪不入。在群体存亡的关键时刻，举办狂热仪式可能只是浪费体力。不只如此，像海地的独裁者“爸爸医生”杜瓦利埃（'Papa Doc'Duvalier)就极力支持伏都教，好用它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我身上也流着加尔文教徒的血液，毕竟我的祖先可是货真价实的苏格兰长老会信徒。他们孜孜不倦地告诉我，做好工作、拯救世界，有时间再庆祝一下。在贫穷、困境和生存危机下，没时间、也没正当理由去想寻欢作乐的事。我们心里的声音如是说：“别听那些微弱的鼓声和笛声，狂野的嘉年华和跳舞仪式都是古老的事情了。酒神的女祭司早就死了，古典学家出于好奇心作祟才研究她们。地球上也没有多少‘原住民”了。忘了过去吧，反正多半都是想象出来的，去工作吧！”

但是……狂热的因子并没有远离。官方镇压了几百年，还打算用大型集会取代庆典，但它还是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冒出新芽。摇滚革命在战后美国突破重围，解除社会常规下的焦虑感，反文化运动因此诞生。在文化光谱的另一端，大型运动赛事结合民族主义，吸引人们参加运动嘉年华，个人的创造力和集体愉悦都被召唤回来。宗教领域的狂热活动也还在进行，例如每年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Hasidic）会去乌克兰小镇乌曼（Uman）朝圣。苏联解体后，犹太教哈西德派就发起这项朝圣活动，男众全身穿着白色衣服在街上唱歌跳舞，以纪念死去的拉比。参加大众庆典的冲动一直都还在，一有机会我们绝不会放过。伊朗绝对是世界上最压抑的国家之一，它在1997年晋级世界杯足球赛，根据《新闻周刊》的报道：“庆祝活动瘫痪了整个德黑兰，女人脱下了政府规定要戴的面纱，男人纸杯里倒的是平常禁止饮用的伏特加，青少年则在街上跳舞。”[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