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迷的反抗

英国社会学家欧内斯特·卡什莫尔（Ernest Cashmore）认为，球场嘉年华背后的推手是精英分子，也就是运动场和球团的老板，他们希望这种和平场面能够取代流氓行为。他说：“足球流氓平静下来了，这一切要归功于复刻版球衣、影片、印着球队标志的毛巾、脸部彩绘和各种周边商品。他们知道，要让景气回春的唯一方式就是创造新商品。”[34]不管这些商品是否真的“抚慰”了球迷，球场老板迅速抓住了机会，加强球迷的参与行为。在美国，运动场上装了“欢呼计”（Cheer Meter），球迷就能测量自己发出的声音有多大，计分板上则装了荧幕，催促球迷加油再大声点，或是要跳波浪舞了。此外还有焰火、性感的啦啦队正妹、各种吉祥物、震耳欲聋的音乐以及现场管风琴演奏。[35]他们鼓励球迷扮装：“要球迷穿同一种颜色的服饰。确实，这些周边商品也是总营收的一部分。”[36]1999年，有位女士到现场观赛，她语带宽慰地说，橄榄球终于变得像娱乐活动了：

我以为自己会讨厌看球赛，但没想到这是一场精彩炫目、效果良好的表演。足球赛本身只是额外的点缀。场地两边缤纷的计分板上播放短片、摇滚乐，还有小荧幕提醒观众何时该起来跳波浪舞，显然橄榄球的球迷没聪明到知道何时该动作。[37]

球迷的各种举动普遍地被商业化，脸部彩绘业者、球队老板设法吸引每个族群，就连原先不看球的女生也开始进场，但我们还是不知道球迷彩绘、扮装、唱歌和波浪舞的初始动机为何。对于七十年代英国足球迷的行为，毛里斯认为：“各阶层的球迷自然而然地发展出这些展演仪式，令人印象深刻。”[38]这些活动可以归功于几个创意人士。圣保罗有位退伍军人名叫克劳迪奥·里贝罗（Claudio Ribeiro），绰号“棉花棒”，他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因为“他是个多动儿，听到鼓声就疯狂。巴西举办世界杯时，摄影机老是照到他的巨大爆炸头”。[39]还有纽约市的消防员爱德华·安扎隆（Edward Anzalone），比赛中，他总戴着绿白相间的消防头盔、跨在哥哥的肩膀上，带领大家为纽约喷射机队（New York Jets）加油。[40]应该有人会想到乔希·罗森堡（Josh Rosenberg），他带领五个年轻人组成“奥克兰运动家鼓队”（Oakland A's Drummers）。他们通常都在左外野的看台上大声击鼓，但有时鼓声会不太整齐。[41]

我们会单纯地认为，球迷各种加油举动就是要展现对球队的高度忠诚。但为何我们要这么死忠呢？毕竟球队却越来越少对球迷展现同样的忠诚度。在二十世纪末的美国，商业化已经到了没良心的程度，老板一时兴起就把整个球队卖到遥远的城市。《运动画刊》在1992年略带困惑地评论道：

运动界变得这么无情，很难相信谁能每一年都支持同一支队伍。老板和球员似乎都不在意死忠的球迷，一点表示都没有。虽然如此，每次走进球场或转到ESPN体育台，超级球迷、百万球迷、完美球迷却是有增无减。球迷叫得越来越大声，打扮更是高调，钞票越洒越多。他们在乎球队的每个动向，内心更是随之纠结、高昂。[42]

其实球迷要展现忠诚度，不一定都得用嘉年华的手法。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比赛本身，而不是波浪舞这种会打扰选手的行为。

不管球迷对球队的忠诚度多高，事实上，他们是将注意力从比赛转移到了自己身上。美国记者苏珊·法露迪（Susan Faludi）观察过克利夫兰布朗队的蓝领球迷（“大狗们”）：“这些疯狂球迷越来越不关心如何让球员表现得更好，反而都在钻研自己的表演。看台上的表演抢了比赛的风采，甚至破坏了比赛的张力。”[43]运动播报员亚历克斯·贝洛斯（Alex Bellos）本身也是热情的足球迷，他谈到圣保罗的球迷组织“忠诚之鹰”：“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感觉到足球场上的一切都在原地打转。老鹰们一出场，足球迷就不再只是观众，而是众人的目光焦点。老鹰们是有自己粉丝的足球粉丝。”[44]

球迷这么执着要成为比赛的一部分，电视媒体想必是推手之一。电视发明后不久，媒体马上用它来转播体育赛事，不过美国的体育赛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攻上黄金时段，美国广播公司的“周一足球夜”（Monday Night Football）首开先例。古特曼注意到，当下电视产生的效果之一，就是去运动场的族群改变了。年纪大的球迷在家也能观赏比赛，现场观众的年龄层自然就往下掉了。[45]据此我们可以大略猜想，电视的普及让球场少了一些观众，也就是那些对临场体验不感兴趣的人。如果你只是对比赛感兴趣，大可在家或酒吧欣赏就好。借由这种自然的筛选过程，到现场观赛的人，都是喜欢体验集体欢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