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危机和兵变（第3/4页）

前者待人一如暴君，打起人来毫不手软……拳打脚踢、暴晒、涂焦油、用布袋罩住脑袋，在全船人面前极尽侮辱之事……14

其他船上的船员也多有怨言：“我们宁可坐牢或立即被杀！”也有人写道：“我们的处境堪比罪犯，根本不像英国的自由公民。”15

水手心中怀有公平正义，1797年，海峡舰队（ChannelFleet）停泊在朴次茅斯的斯皮特黑德（Spithead），开始以行动反对暴行。4月，他们联名上书海军部，详述了“这些年来我们的艰苦和所受的压迫，希望大人能心怀怜悯，尽快解决”。其中，他们迫切希望提高工资，“让我们有能力给妻儿老小更舒适的生活”。他们请求改变海军财政中1英磅等于14盎司，另外2盎司作为船上事务长的回扣的惯例。同时，他们要求港口能提供更多的面粉和蔬菜，以及对病弱士兵更周到地照看。最后，他们对离船上岸也要求海军部给予相应保证：

……我们也曾因保家卫国有功，而被人称扬；因此，当我们完成使命，从海上归来，在港口登岸之时，也理应能够一尝自由之甜美。16

海峡舰队上的船员拒绝起锚，并选举代表，接管了队内船只。英军主力舰队瘫痪，法军在海峡对岸却捷报频传，被逼无奈之下，英国政府只能选择和解：提高了海员的工资，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不少妥协。

在泰晤士河口处的诺尔（Nore）也停靠了不少船只，他们听闻反叛成功的消息，一时掀起了“斯皮特黑德热潮”。北海舰队（NorthSeaFleet）的亚当·邓肯（AdamDuncan）上校吊起了自己船上煽动闹事的祸首：“孩子们，看看这个东西，就凭他，也敢忤逆驱逐我，还妄想夺船？”这杀鸡儆猴的一招只平息了邓肯船上的骚动。5月，诺尔区的船员集体起义，要求政府做出更大的妥协，并撤去诸多军官的职务。但是这一次，政府决定守住底线，隔离了那些叛变的水手，并拒绝供应口粮，很快，水手们就招架不住，投降了。

有些人将兵变之祸归咎于配额军（Quotaman）的突然流入，他们被称为“小皮特的人”，是为了迅速扩充海军由各地政府征召的。这些人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却并不熟悉航海，肯定会成为不安定的因素，但所有斯皮特黑德兵变的领头人都是水手中的佼佼者或者低级军官，年龄普遍较大，想来应该是因为家累负担才铤而走险。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诺尔兵变煽动者，也多是这类人。这些人是船上众人的天然领袖。当然，诺尔事件的领导者理查德·帕克（RichardParker）确实是以配额军的身份入伍的，但是他在此之前就是海员，还上过海军学校。帕克与其他28名诺尔闹事者一起被处以绞刑；军事法庭共审理了400多人，多数人都被赦免。17

在整个乔治王时期，兵变可能就是最为严重的国内危机。水手们本无意乱了战争中英军的阵脚，让法军的进攻得逞，但是他们的行为确实加大了英国战败的可能。所幸的是，闹剧及时被制止，当法国前来纠缠时，兵变早已平定。这场叛乱对法国也产生了影响，那就是给其政府一个虚幻的假象：英国的统治阶层软弱无能，中产阶级愤愤不平，工人阶级满腔怒气，爱尔兰起义不断，水手也喧嚣难安——英国整个就是一盘散沙。

理查德·帕克，诺尔起义的煽动者，他曾经是一名准尉，但是在战事艰难的时候离队，后来以水手身份重回海上。暴动后，他被处以绞刑。（国家海事博物馆，PU3034）

虽然法国对英国的此番印象有误，但皇家海军应该称得上是身陷大革命的法国之外，最接近精英管理的机构体系。当然，军官还是要依靠亲朋的帮衬来获得晋升，这多少让海军队伍带点儿贵族统治的味道。巴兹尔·霍尔（BazilHall）上校就相当纵容这样的晋升方式，认为唯此才能吸引出身高贵者加入海军，才能遮蔽海军的暴戾，添点儿教养和贵气。如果没有“给世家子弟这种迅速或大家所谓的不公平的晋升……这些人早就统统离开海军队伍了”18。但这也并非全部事实。简·奥斯汀（JaneAusten）对海军知根知底，因为她的两个兄弟都是海军军官。在其《劝导》（Persuasion）一书中，伪善又高傲的沃尔特（Walter）爵士就曾抱怨海军：“我对它（海军）的做法有两点极不顺眼。其一，擢升那些寒门子弟，让他们坐享其祖辈不敢奢求的荣华富贵；其二，此处最是耗人精力，白瞎了大好的青春。”19

而海军的船员们就五花八门了，他们国籍各异：喀里多尼亚（Caledonia）的皇家海军中有瑞典人、法国人、葡萄牙人、北美人、西印度群岛人、巴西人、日耳曼人、印度人、非洲人以及俄国人。20不同种族的待遇差距不大。从现存的记录上看，黑人水手多负责火炮，在战场上风险较大，这在当今世界亦是如此。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FrederickMarryat）曾是科克伦勋爵麾下的见习军官，因而比奥斯汀更接近、了解海军，在他广受好评的小说《准尉伊兹》（MidshipmanEasy）一书中，黑人水手美斯特（Mesty）有着那些白人水手所不及的聪明才智，还被晋升为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