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危机和兵变（第2/4页）

在法属大西洋沿岸，英国海军也支持了一些更加不成气候的起义军，并封锁了法军港口。1794年，一支英军舰队受命出航，企图阻止法国舰队从美国运送粮食返回法国。大革命中的法国粮食紧缺，正等待来自远方的救援。英军于大西洋外400英里处拦截了这支护送队，这是那个时代唯一一场远离陆地的海战。两军交火，英国大胜，俘获法船6艘。英国人骄傲地将这场战斗命名为“光荣的六月一日”。但是法国的运粮队还是逃开了，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法军才是胜者。英军重又开始封锁布雷斯特周边的海域，豪伊勋爵采用一种相对“开放”的封锁方式，英国的舰队大部分停靠在托贝（Torbay）或是索伦特，但是护航舰就在法国港口外徘徊，一旦有船逃离封锁，就紧追而上，同时通知主舰队。

小威廉·皮特。他在议会以雄辩著称，是一位伟大的财政大臣。但是他对大革命中的法国开战的政策，并不为历史学家称道。（康威）

首相小皮特以其和平政策留名于史册，但却不擅长抓住良机，在进攻方面也难有嘉言。依之前的战争来看，那些富饶的舒格岛理应由“拥有最强大海军的国家占领”，所以，小皮特在西印度群岛大量驻军。因为圣多明戈岛（St.Domingue，日后的海地）在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L’Ouverture）的领导下，爆发奴隶起义，英军占领舒格岛并未花费大力气。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英国人自己也未尝善待奴隶，而且占领之后也没能好好经营，收获并不如预期。虽然如此，英国还是在该地派遣大规模的海军，也确实夺取了不少岛屿。值得质疑的是，英国这种以经济支撑军事的国家真的能战胜革命中的法国吗？

1795年，威廉·霍瑟姆（WilliamHotham）上将率领的舰队在地中海与敌军两次交火，未分胜负。次年，约翰·杰维斯（JohnJervis）爵士成为该舰队指挥。此人性格专横，极为重视海军的义务和纪律。与此同时，拿破仑·波拿巴成了法国陆军在意大利的总指挥，骁勇善战，势如破竹。当西班牙在1796年对英国宣战时，杰维斯决定完全撤离地中海，转而让自己的大部队去看守位于加的斯的西班牙海军主力。1797年2月14日，一支西班牙舰队保护一支护航队离开圣文森特角（CapeofSt.Vincent），两军交火，杰维斯大胜。虽然最初杰维斯反应迟钝，但幸得纳尔逊准将在命令下达前就驶出阵列，提前行动，若非如此，这支西班牙的舰队定能逃走。结果，英军俘获西班牙4艘战列舰，其中2艘吨位巨大——在陆战频频失利的情况下，这样的胜利对于英国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也正因为这场战斗，凯旋后的杰维斯被封为圣文森特伯爵。

封锁政策的影响之一就是在这数周内，水手纷纷失业，无所事事。皇家海军的历史上，兵变之事多不胜数，但多发生在船只停泊靠岸之后。而1789年“赏金”号（Bounty）上发生的事却是个例外，船长也因此事遭到免职的处罚。在那个年代，海员在出海执行海外任务之前，一般会事先拿到报酬，若非如此，他们常常拒绝升锚起航。由此产生的小规模冲突很少会被上报，烦扰上层高官。

但是1797年的水手们怨气冲天，远胜以往。他们已然参战4年有余，却看不见半点儿战胜或退役归家的希望。他们的薪金还维持在克伦威尔时期的水平，但这么多年来的物价上涨，使得这点儿微薄的工资根本难以养家糊口。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受到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影响，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问也不懂政治，但是追根究底，旧价值观的消亡是毋庸置疑的。舰队中有很多爱尔兰人，方便了别有用心者在其中挑拨离间，将他们与国内的爱尔兰起义相提并论，当然，这并不是这场兵变的主因。真正的矛盾在于水手本身，他们维系着海军的日常工作，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在港口耐心等待，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常常被政客甚至纳税人遗忘。由于海军扩军，人数从过去的1.6万猛增至12万人，低级军官的待遇也随之下降，而古老的等级尊卑的价值体系也正分崩离析。水手们必须忍受脾气暴躁的军官，以及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残酷又花样百出的惩罚”，“荣耀”号（Glory）上的希克斯（Hicks）和菲兹-帕特里克（Fitzpatrick）中尉就是如此：

在1797年海军海员短缺危机时期，苏萨克斯郡的招募广告。“rendezvous”（集结地）是当地的募军部，可能就是在小旅馆里租的一间屋子。（国家海事博物馆，F3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