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6/29页）

德国人，不要从犹太人那里购物。

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犹太人手上的每一个马克都是从祖国偷窃的。

犹太人的商店被标上了“大卫之星”，被肮脏的涂鸦破相。赫尔曼· 蒂茨的百货商店关门了，但是纳粹用万字徽毁了展示柜的形象，并刷上了通知，警告以后的消费者不要在这里购物。在其他地方，犹太医生、律师、公证人、牙医的办公室也被作为目标，从而使德国人警觉到光顾它们是不爱国的。4月1日，一个人无论到哪里，他都会遇到喧嚣的冲锋队队员，他们反复唱歌、大叫大喊、散发传单、勒索犹太人。在巴登，大区领导层发布了一个公告，它和在德国其他地区党的公告和公共告示具有相似的典型特征。

德国民族同胞们！

避开有联合抵制标志的房子！

预防犹太人的凶恶和联合抵制的煽动！

不要购买犹太人的百货！

不要去犹太律师那里！

避开犹太医生！

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参加大众示威！

鉴于这样官方的煽动，尽管党的指导路线要求遵守街道秩序，不“伤害犹太人头上的一根头发”，但是过激的行为发生在德国各地，尤其在有着大量东欧犹太人的居住区，诸如柏林、多特蒙德、杜伊斯堡、萨克森的著名犹太人居住区，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在萨克森的安娜堡，党卫队分遣队在犹太商店门口设岗，给离开这些商店的人脸上盖上橡皮图章，用贬损性的标记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出丑。在其他地方，“门卫们”给离开犹太商店的顾客拍照，记下他们的名字，然后把“民族的叛徒”的名单张贴到布告栏里，或者发布到报纸上。这种官方的威吓必然对德国的犹太人具有毁灭性的严重后果。确实，德国犹太人的回忆显示了这一官方发起的仇恨是如何改变他们整个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德国的看法。他们几代人都称这个国家是他们自己的。赫塔· 纳特霍夫一直和她的丈夫在柏林行医，她在日记中写道：联合抵制那天是她一生中灼人的事件；她想知道它如何在20世纪发生。她也好奇为何她被忽视：她办公室没有被做上标记。但是，那天晚些时候，一个年轻人出现了，他问这是否是一间“犹太人的公司”，她回答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间诊所。她问这个年轻人是否生病了，他放弃了站在她办公室门前的念头走了。不像她的一些熟人，他们相信几天之后，这些事情都会烟消云散，赫塔· 纳特霍夫知道，纳粹决心杀戮犹太人的灵魂，她对她的国家感到深深的羞愧。埃德温· 兰道尔是一位犹太老兵，是犹太前线士兵国家联盟的成员，他也有同样的感受，把联合抵制看作恶魔行为的开端，他说：“我以前属于这样一个民族，我对此感到羞耻……我没有祖国。”

最初是集体的震惊，然后是愤怒、羞耻和疏远，这是典型的犹太人对纳粹仇恨运动的反应。维克托· 克伦佩勒是德累斯顿技术大学罗曼斯语教授，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感到自己生活在沙皇俄国或者亚美尼亚，被一个非理性的政权所质押，这个政权以纯粹的种族而非宗教来评判自己的民众。他承认：“对于德国，我实际上感到更多的是羞耻，而非恐惧。我一直真正地感到自己是德国人。”但是，许多犹太人依然不愿相信新的纳粹政府完全对他们的需求没有反应。莱奥· 贝克和其他著名的犹太领导人担心纳粹可能对德国犹太社区的所作所为，甚至公开赞同反犹太人的联合抵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拒绝纳粹的指控——德国的犹太人是不忠诚的——从而希望实现阻止对德国犹太人进一步的攻击。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无论他们如何满足他们的纳粹主人，纳粹都永不满足地制造大量的法律、法规和耻辱，将犹太人从这个国家边缘化、孤立化，把他们驱逐出去。

但是，联合抵制加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团结。罗伯特· 维尔施在4月4日《犹太评论》的社论中写道：

犹太人的标志在4月1日强加在德国所有犹太人身上……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犹太人，逃避或者躲藏不再可能。犹太人的回答是清晰的——这是犹太人先知约拿说的一个短句：是的，犹太人！说“是”犹太人，是当下事件的道德意义……我们说“是”，并且骄傲地戴起黄色臂章。

罗伯特· 维尔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犹太人要为在德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假装成为了他们实际上不是东西——德国人。纳粹向他们提出了鲜明的挑战，这使得他们没有选择，除非像犹太人那样所想所为。但是，令人好奇的是，甚至维尔施在1933年春季依然相信犹太人能够维护德国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后来证明，在反犹太立法不断发布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维尔施和许多犹太人被迫放弃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