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屠杀的前奏：从安乐死到种族清洗

德国犹太人的末日

在1941年10月第一次大驱逐的前夜，依然有16.4万犹太人在旧帝国处于边缘的生存状态。到那个时候，德国的犹太人是以前犹太人苍白的残存物，他们多数由被剥夺公民身份的、贫困化的、上了年纪的人组成，他们被集中在过于拥挤的德国主要城市的商业区里。能够工作的人都被强迫在毫无体面的环境下从事卑微的工作，同时，不能工作的人紧闭房门，生活在孤立和恐惧当中，门上必须清晰地打上“大卫之星”的标记。

但是，纳粹狂人不会到此为止的；他们一直在制定新的法规来进一步围猎犹太人。1939年9月，和犹太人赎罪日巧合，犹太人被要求放弃他们的收音机。不久之后，他们被禁止使用电话。随后的一个指令要求上交所有羊毛衣服和皮制衣服，留给他们的大多数是最破的衣服——这是折磨他们的人最想做的事情。正如我们已经所见，纳粹迫害重要的一部分涉及一个发展的进程，它就是毁灭他们受害者的尊严，使他们降低到看上去不如人的地步，也使他们更加容易接受糟糕的待遇，因为殴打或者折磨“非人”更加容易。犹太人每天被迫去从事最肮脏的劳动、最令人厌恶的任务，比如打扫厕所。柏林中心火车站的主管乐于指派犹太人打扫公共厕所，对他们发出尖叫：“你们犹太人一直在污垢中打滚，滚到屎堆里去吧。”同样是这个主管，曾经尾随在一位犹太工人后面监视他四处清理，并强迫他把别人的呕吐物用手捧走。

尽管有这种施虐的个人行径，德国人使犹太人丧失尊严的进程是有序和非个人的。事实上，这一行为的每一步都是按照官方的指令进行的。它是一个得到公开管理的、不断递增的贬抑和毁灭的进程。这使得一个一直需要政府规则和法令认可的民族，或者一个做出非同寻常事情的时候需要各种等级和头衔的官员认同的民族，更容易接受它。因此，甚至这一毁灭的进程必须以平稳和有序的方式进行。当这没有发生的时候，甚至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都会感到不安。例如，党卫队期刊《黑衫队》的编辑写了一封生气的信给希姆莱的一位参谋，抱怨犹太人正在他编辑部附近遭到鞭打，一个驱逐犹太人的中心就位于那里。他指出他的雇员和埃赫出版社的雇员，包括男人、女人、外国人，都看到这一有损体面和让人羞耻的场景。这封信的作者赶紧加了一句，他的抱怨和人道主义的、感情用事的情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事情必须按照恰当的德国方式来进行，即采取有条不紊的、冷血的方式进行，同时这一方式保持和强化了纪律。这确实就是毁灭进程展开的方式。司法部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职业交易所取消了他们的工作许可，市政福利办公室没收食品配给簿，住宅办公室不再为他们登记房产簿，注明“房主不明，迁往东部”。

官员们可能一直指望公众也去做他们分内的事情。例如许多德国人无拘无束、热切地参与了掠夺犹太人的房产和值钱的东西。这一行为在毫不羞耻和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在德国的一些地方，尤其是施特赖歇尔统治的法兰克尼亚，许多犹太人直接受到腐败的纳粹党官员的打击，他们被迫“捐赠”他们的资产或者其他东西。许多德国人似乎对犹太人那里将会发生些什么的消息十分灵通，当犹太住户被驱逐的时候，他们就写信给盖世太保要求获得空出的房间。

1941年秋季，犹太人被迫在他们的衣服上戴上“大卫之星”。这一目的就是公开给他们打上叛徒和人民之敌的烙印。这一法规后面的推动力量是宣传部长约瑟夫· 戈培尔，他认为这是仁慈的卫生和预防疾病的举措，它阻止了犹太人感染德国人民。但是，公共的反应一点都不是这位宣传部长希望看到的。从犹太幸存者和诸如外国人客观的观察者的记录来看，犹太人受到的来自普通德国人的同情超过他们受到的侮辱。莱奥· 贝克回忆受到了比通常更为礼貌的对待。事实上，在公共场合无意能听到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论，比如“你的标记是我们的羞耻”；或者“戴上大卫之星要比参加国防军更有勇气”。施佩尔回忆道，在总理府一次沉闷的午宴期间，戈培尔开始向希特勒抱怨柏林人，他承认，“我的元首，犹太人之星的引入产生与我们期望相反的效果。我们的想法是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排除出去，但是大街上的人并没有躲避他们。相反，人们到处显示出对他们的同情。这个民族还不成熟，它充满了各种愚蠢的感情用事。”

为了确保德国人在犹太人问题上显示更多的“陈述性”，这位宣传主管鼓动制定了一个新的条令，它由帝国中央保安总局颁布，规定表现同情或者和犹太人保持任何友好的关系都是一个要得到惩罚的罪行。为了进一步确保那些感情用事的德国人得到这一信息，戈培尔印制了专门的反犹太人传单，和食品配给卡一并分发给德国家庭。传单在封面上印有一颗黄星，并写有“德国人，这是你的宿敌”，警告犹太人已经激发起一场反对德国的战争，因此必须毁灭他们。戈培尔继此还在期刊《帝国》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启示文章，标题为《犹太人都是罪犯》，它告诉公众犹太人因为犯有叛国罪，现在正得到公正的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