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3/18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杀戮行为的分水岭，因为它加速了杀戮的步伐，现代民族国家据此完善了发动整体行动的技巧，包括科学的、技术的、经济的、科层的、心理的，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灭绝他们的敌人。根据奥默· 巴尔托夫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动机和组织化的技巧，它们成为后来国家组织的大规模杀戮——包括大屠杀——实验的标准。巴尔托夫提醒我们，死亡营在结构和组织上的模型是这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整合了几个军事环境的所有属性，诸如制服和铁丝网、瞭望塔和点名、等级和秩序、训练和命令。大屠杀因此是一个军事化的种族灭绝，通过杀戮所有需要杀害的目标，同时保证任务执行者的安全，使得一切都变得更有成效。”这里存在着某种可怕的东西：现代工业国家把自己变成了组织化杀戮的机器，无论其目的是拯救民主，保护国家的自身利益，还是更让人困惑的是灭绝种族的敌人，或者实现追求英雄主义和死亡的浪漫主义渴望。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使他们偏向法西斯生活方式的经验，包括对伪宗教的民族主义和夸张的军国主义的颂扬。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一所法西斯主义的学校，因此也是恶毒的犹太恐惧症的学校。当战争的潮水转向的时候，在武装部队内外潜在的反犹太偏见开始出现。1916年6月，议会中反犹太议员向国防部长提出了征兆不好的问题：有多少犹太人在前线服役？谣言流传了一段时间，犹太人是逃避者，他们避免在前线承担责任，有意选择安全和有利可图的职位。希特勒后来重复着这些错误的断言，声称犹太士兵是躲在后方的胆怯纸人。

……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职位被犹太人占据。几乎每一个职员都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是职员。我感到惊讶，大批上帝的选民成为了战士，我情不自禁地把他们和在前线没有代表的犹太人加以比较。

这种恶毒谣言的结果是，国防部发起了一场全方位的犹太人的人数调查，但是它从没有发布它的发现，而是宣称结果只为了内部信息而非公共消费。正如先前所指出的，现实是犹太人承担了和德国人一样的责任，但是这个事实被有意地压制了，因为公众需要寻找替罪羊。这种寻找替罪羊是自发的，并且得到患有犹太恐惧症的党派、协会和利益集团的积极推动。在普通大众当中，一个人能发现所有种类的诽谤性的反犹太人评论，结论是：“犹太人没有赚够，因此战争还没有结束。”当战争对德国人变得不利的时候，统治阶层的精英和诸如泛日耳曼联盟、祖国党这样的反犹太人团体联手，为了将政府对战争错误运作的责任转嫁出去，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普通德国人承受的损失和不平等中分散出去，蓄意地激发犹太恐惧症的感情。战败使得对这种策略的运用变得更为普遍。四年来这个国家一直被灌输胜利就在眼前，当它知道停火令人羞辱的条款和接下来《凡尔赛条约》的条款，确实震惊不已。《凡尔赛条约》的条款剥夺了德国的武装部队、商业海运，以及欧洲和海外有价值的领地，还要求严重地危害其未来经济生存的严厉赔偿。更糟糕的是，这个国家陷入了政治的混乱、君主制度的崩溃、国内战争，以及政治动荡的年代。

战败的震惊伴随着集体的不信任感，它们导致了一系列模糊了崩溃原因的否定，在恐惧、怀疑、隔离的氛围中，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根基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战争不是在德国的领土上发生的，军队以相对良好的秩序返回国家，因此许多德国人相信军队从来没有在战场上被击败，而是在国内被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者犹太人破坏的。那些最应该为失败受到谴责的将军们反而把自己的战败归因于失败主义以及国内的破坏。阿道夫· 希特勒将一些无形的力量归结为“十一月的罪犯”，他们被假定“在背后刺伤了德军”。

在紧随着德国战败的普遍崩溃中，除了旧的欧洲躺在废墟当中，几乎没有一件事是清晰的。战争吞噬了近200万德国人的生命，而且造成了更多的永久性伤害。一代年轻人在欧洲的战场上流血而死，存活下来的人因为战争的经历留下了永久的创伤，缺乏心理上的资源，这些资源却是建立稳固而和平的社会所必需的。出自战败的创伤，出自权威古老象征的消失，暴力、国内冲突、极端主义的年代到来了。战后的混乱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并且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被重新点燃。以这种动乱为背景，人们必然发现政治的病状在增长。和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一代政治极端主义者在政治的舞台上游荡，寻找着救世主式的领导人，他能够把他们从战场无意义的牺牲中拯救出来，恢复已经和古老权威一并消失的集体目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