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4/18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带来了以国际共产主义形式出现的世界革命。正像在俄国一样，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委员会在德国出现，最初是在1918年10月下旬，基尔的水兵发生暴动，然后在整个德国蔓延。在柏林，人民代表委员会宣布自己是新政府的行政分支；在慕尼黑，独立社会党的库尔特· 艾斯纳得到工人、士兵、农民委员会的支持，他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俄国革命的再现似乎即将到来，然而事实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被夸大了，因为德国不是俄国。在俄国，城市的工人阶级比德国的工人力量在比例上小得多，他们在正规的工会阵线方面也缺乏技巧，也缺乏富有技能的工艺传统，而这些都使得德国的工人先天具有更加保守主义的特征。工人、士兵、农民委员会的激进主义很快得到了多数派社会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民主党的控制。他们由小心翼翼的工会主义者领导，这些人包括弗里德里希· 埃伯特、菲利普· 谢德曼、古斯塔夫· 诺斯克，他们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甚至对为了共产主义去颠覆社会秩序更无兴趣。他们拥护社会民主，主要聚焦基本的生活议题，这些议题包括更高的工人工资、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好的工作条件。在统治精英崩溃期间，权力暂时移交给社会民主的力量，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社会党）。1919年1月，他们击溃了唯一一次革命左翼发动的严重暴动，发起者是卡尔· 李卜克内希和罗莎· 卢森堡领导的斯巴达克斯党。但是，社会民主党这么做，得到了军方及其法西斯雏形的自由军团的帮助。自由军团抵抗着德国社会的共产化和民主化。弗里德里希· 埃伯特与传统军事精英的魔鬼协定可能挽救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使他们摆脱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极端行为，但是它也注定新的、在魏玛正在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短命。埃伯特最初同意不干预军队传统的结构；他不知道的是，这也使得他的党没有能干预行政部门、大学、大型公司的传统保守主义秩序。这些机构和集团厌恶民主进程，它们成为企图毁灭民主共和国的右翼保守主义极端分子的聚合地。

从共和国成立开始，就能确认出三股主要的政治势力：一是革命的左翼，它在1919年被击溃，但是继续推进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厌恶在比例上大得多的多数派社会党；二是温和的多数派社会党，他们暂时和天主教中央党、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民主党派合作，从而给予魏玛共和国一口苟延之气；三是正在增长的保守主义右翼，最初它被战败所震惊和瘫痪，但是力量很快得到了恢复，把自己作为传统德国价值观真正的承担者。战后政治的标志就是这三股势力，但是当埃伯特和社会民主党同传统的军事工业精英在1918—1919年达成协议的时候，结果已经注定是保守主义的右翼占据上风，因此也预先阻止了在德国社会的制度和传统当中进行任何根本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也在左翼的共产主义者和右翼的保守主义者眼中使社会民主失去了信用。

1918年到1923年间，德国经历了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震荡，以至于它无法治愈许多内部的分裂，无法保护自身免于不断增长的右翼极权主义的威胁。在这五年间，德国处于实际上是国内战争和大萧条的状态。仅在1923年一年，虚弱的共和国就从一个危机蹒跚到另一个危机：鲁尔被法国人占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体制在图灵根和萨克森取得了政权；共产主义的暴动在汉堡发生；巴伐利亚落入了右翼反动派手里，他们威胁要退出德国；德国的东部边境受到波兰人的威胁；460万德国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尤其是在德国的货币及其经济在毁灭性通货膨胀冲击下发生崩溃之后，资产阶级的文明处于崩溃的边缘。历史学家康拉德· 海登认为，这次经济的动乱是“货币的死亡”，是物质富裕乐观景象的终结，是对进步的世俗信仰的终结。许多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德国人失去了对政府、对它美好的言辞、对它有关储蓄受到法律保护的保证等等的所有信任。九年来，他们向政府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储蓄；而回报却是，政府的战争借贷、储蓄、投资现在都分文不值，因为政府浪费了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用于一场无效的战争。五年间的社会舆论气氛充满了狂暴和寻找替罪羊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被正确地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复活的犹太恐惧症的孵化期的原因。这两个现象是紧密相关的，正如它们预示了在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当中意识的“再神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