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2/18页）

被天恨，被地恨；

心也恨，手也恨；

我们爱恨如一人；

英国，我们只有他一个仇人。

在维也纳的犹太人社会，这位维也纳的诗人并非是唯一作出如此兜售战争评论的人。甚至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至少在最初也宣称“我的里比多也献给了奥匈帝国”。他承认他是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奥地利人。弗洛伊德爱国主义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了，因为他的三个儿子都被应召入伍，且承担了艰巨的任务。他的犹太同事也受到了应召：马克斯· 艾廷顿为战争胜利的前景激动不已，卡尔· 阿伯拉汉姆被派往柏林附近的外科中心，桑德尔· 弗伦兹被派往匈牙利的轻骑兵部队。还有一些奥地利犹太人很快参与了国家的服务。作家和后来的和平主义者斯特凡· 茨威格最初为奥地利的战争成就撰写了宣传文章。在20世纪将对哲学进行革命性改造的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急忙从剑桥赶回，成为奥地利军队枪炮手的志愿兵，尽管疝气可以让他免除兵役。

许多理想主义的青年奔赴1914年奥地利的战场，再也没有回来。每个人都假定战争将于圣诞节很快结束，但是战争很快变成了一场消耗的拉锯战，造成了令人震惊的人员和物资损失。甚至铁石心肠的军国主义分子在看到伤亡名单的时候也倒吸一口凉气。1914年固若金汤的前线很快出现了裂缝。左翼政党不情愿地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但是希望保守主义的统治阶层做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让步。当这些让步没有兑现的时候，政治的分歧以复仇的方式重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战争持续，对取得战争成就的支持就一直在持续。对战争极度兴高采烈的原因只能是：官方对痛苦麻木不仁，许多德国人错误地相信他们的领导能给予他们丰硕的战争果实。

德国最高统帅部缺乏协调多线作战的能力，同时面对具有数量和生产能力决定性优势的敌人，这些都使得德国绝无可能赢得长期的消耗战。到了1916年，这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被冯· 兴登堡和埃里希· 鲁登道夫的团队特别糟糕的决策弄得更加复杂。在坦嫩贝格和马苏里亚恩湖重创俄国人之后，在大多数德国人眼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成为了超人英雄，他们的声望使得德国皇帝或者任何一个平民都变得十分矮小，以至于没有人敢质疑他们政策的智慧。只要军队能够忽悠公众相信胜利就在眼前，对取得战争成就的支持就依然会令人震惊的强大。

真相是德国的军事独裁者，包括陆军元帅冯· 莫尔特克、法尔肯海因将军，以及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团队，笨手笨脚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灾难。1914年，他们高度自夸的施利芬计划没有实现承诺的对西线的打击；1915年和1916年，在西线徒劳无益的壕沟战中他们牺牲了100万士兵；1916年，他们竭力将英国海军击退出日德兰群岛的行动失败。1917年，他们犯下了三次几乎注定失败的大错：他们抛掉了必须和西方大国缔结适度和平的任何机会，批准了无限制的潜艇战，从而不可避免地把美国带入了战争；他们还愚蠢地批准列宁从瑞士进入俄国发动俄国革命；最终在1918年他们准备了一系列无望的战争，面对确定的失败，他们委派市民去安排停火事宜，然后又谴责他们“刺穿”了德国军队的后背。

战争的趋势和失败的可能性，对战斗部队和支持战斗部队的德国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冲击。四年野蛮的战争涉及恐怖而伤心的体验，这一战争在根本上重铸了许多人的人格。最初他们在花雨中奔赴战场，追求英雄之死；然而，他们最终没有获取辉煌的胜利，而是发现了无尽牺牲的梦魇。正如罗伯特· 维特所指出的，他们所体验的是潜伏在角落里、同时被他们塑造的极权主义国家三个基本的性质：整体的犯罪、国家的强制、建立在民众幸福基础上的一种新的专制统治。由于战争具有对中央计划的内在要求，对于德国人民来说，战争成为了一所社会主义的学校和一场集权主义的教育。后来一些人指称它是“战壕社会主义”，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战壕里相识，并学会了像同志一样相互信任，而不再是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成员。

战壕也培育了新的、令人恐惧的人类：没有感伤的、被剥夺情感的、被管制的、残酷的、暴力的人。诗人恩斯特· 荣格后来把这种有效率的杀手美化为更高类型的人类存在，即未来的新人，他们狡猾、有力、无情，同时疯狂而头脑简单，他们将击碎没有脊梁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后背。正如荣格所正确预言的：“战争不是终结，而是力量新的提升。新的形式将充满血，可能被坚硬的拳头所掌握。”许多年轻人参与了世俗的十字军，并且与其心理上的团结特征分享了“前线的体验”，这些特征包括同志情谊、风暴般的突击、自我牺牲，他们一生都对这些体验十分珍惜，并积极地在和平年代推动士兵共同体的复制。这也是希特勒最喜欢的梦想，他在音乐厅广场的那一天就发现了这个梦想，后来企图通过将士兵的友谊情感永久注入和平年代，消灭阶级差异，将战壕精神注入日常生活，在第三帝国实现这一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