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德国基础的分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一部名为《布拉格的学生》的电影,给已经为那一代剧场粉丝所熟悉的屏幕引介了一个令人困扰的主题:分裂人格的悲剧。电影故事来源于E.T.A.霍夫曼、浮士德传奇,以及埃德加· 爱伦· 坡的威廉· 威尔逊,讲述的是贫穷学生鲍德温与魔术师签订了一份协议,魔术师答应年轻人获得美好的婚姻和用之不竭的财富;作为回报,他要完全控制这个年轻人镜子中的形象。签订协议之后,鲍德温爱上了美丽的女伯爵,但是她的求婚者以决斗向鲍德温发起挑战。然而,女伯爵的父亲企图阻止这一决斗,因为这位学生是一位有名的、优秀的击剑手。允诺放求婚者一条生路之后,学生匆忙赶到约定地点——当然,受到魔术师的阻止没有准时到达那里——他惊恐地发现他自己的影子已经代他行动了,杀死了求婚者。学生感到耻辱,他邪恶的自我已经破坏了他善良的自我。分裂是决定性的、无法恢复的。在最初签订魔鬼协议的阁楼,学生朝着他的影子开枪,但射击的却是自己。于是,那个实际上是魔鬼化身的魔术师走进屋子,把协议撕成碎片,扔到学生的尸体上。

《布拉格的学生》所引介的分离人格的主题,在战后缠绕着德国的影坛,并且引发了一批分裂人格的电影,如《他者》和《两面人》。在这些电影中,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主题是潜藏于同一个人当中的两个对立倾向的投射。当然,对分裂状态的认识给自我的基础提出了质疑,因为它涉及这样一种发现:“他者”或较为黑暗的一面不仅替代了较好的一面,甚至替代了后者的地位,而且构成了整个人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电影《泥人》和《侏儒》中,增加了两个反映德国社会的主题:变态的时代以及在其中变态生物的制造。这些生物绝望而失败地试图引导正常的生活,战胜生活的孤独,被人爱,被人倾慕;但是,当他们遭遇到拒绝、嘲笑和仇恨的时候,他们会爆发出行凶的狂怒。在中世纪的传奇中,假人是犹太教士洛伊用泥土做成的动物,洛伊在其心脏放上具有魔力的标记,从而赋予其生命。在1915年的电影版本中,工人在犹太教堂挖井,挖出了一尊雕像,把它交给了一个古董商。古董商借助在一本神秘魔法书籍中发现的犹太教士洛伊提供的指南,使它获得了生命。这尊雕像最初的功能只是一个顺从和机械的仆人,但是它显示出明显的人类感情的痕迹,它爱上了古董商的女儿。当受惊的女儿拒绝它的爱的时候,它勃然大怒,以自己的方式毁灭了一切。最终,泥人从塔上跳下,将自己摔为碎泥片。侏儒是一个人造的生物,当他发现自己是谁,并为何受到人的拒绝时,他就会扩散毁灭和破坏。齐格弗里德· 克拉考尔告诉我们:侏儒的形象和他成为暴君以及人性鄙视者的生涯,以惊人的方式预言了阿道夫· 希特勒的生涯。像希特勒一样,侏儒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国的独裁者,然后“发动了为自己痛苦进行的前所未闻的复仇,以此外化了他自我的仇恨”。克拉考尔指出,在《侏儒》上映的同时,哲学家马克斯· 舍勒正在做有关德国的行为在世界引发仇恨的讲座,他暗示德国和侏儒相似,是不正常的环境的产物,承受着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阻止了社会的发展。

正如克拉考尔相信的那样,假如电影向我们展示了更深的心理层面的集体心态,那么我们应该把1914年至1933年德国电影看作德国精神中不和谐和深层分裂的体现。这些电影所展示的,并且历史所确认的,是德国人用各种各样深深的烦恼,以及内在的、自暴自弃的态度回应战后的混乱状态。这些态度涵盖从国际战线的退却和抵抗的被动攻击的形式,到国内战线的反抗和服从的倒退行为。尽管随着旧帝国秩序的分崩离析,德国人体验了对自由短暂的感觉,但是他们的不安全感和内在的分裂阻止了他们以真正的民主方式重建他们的社会秩序。他们对现代性的恐惧远比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强大,他们对整体性的渴望——并将此与集权主义相联系——远比个人的创造性有力。最终,他们选择了逃避自由,最初是支持教父兴登堡父亲般的权威,而后支持坏教子阿道夫· 希特勒任性的权威。

一个甚至在战前就与自身深深冲突的社会,会发现在战败、耻辱和经济的废墟中重建一个破碎的社会系统是困难的。尽管这具有相当高的可能性,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德国人践行民主的时候,民主只是加剧了现已存在的社会分裂。多党的体制,连同它不稳定的联合和平庸的政治家,缺乏一个以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形式出现的强有力的民主脊梁。共和主义者不会将民主的实践与宽容那些发誓要毁灭民主的人的消极态度相混淆;而平庸的政治家既没有智力也没有勇气按照伏尔泰的格言行事: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其中,不宽容是人类的权利,并且这种情况涉及社会中一些自身是不宽容的群体,从而就会威胁宽容本身的原则。换句话说,不宽容无论在哪里变得具有社会的毁灭性,自由主义社会的法则都不能宽容它;假如人们应该得到宽容,他们就必须停止成为狂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