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强迫症的进化（第6/21页）

这种历史的命运并没有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因为他们进化出一种对上帝独特的一神论信仰。上帝启示了他们，定下了契约，指定他们是他的选民。他们的神圣经文——《希伯来圣经》（《旧约》）——后来在犹太人痛苦的历程中，通过一系列书籍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这些书籍是犹太教士（拉比）的评论、训诫、注释、教诲，它们被称作《塔木德经》，这一犹太法典（《塔木德经》）成为了他们独一无二的宗教和种族认同感的基础。他们以顽固的韧性，坚守着自己613条戒律和禁令，并将它们在习俗、仪式、宗教假日中制度化，从而在没有成为统一的政治民族生存的情况下设法保存了他们的历史存在。他们成为了在其他民族中生存的民族，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神圣的法则和古老的习俗，在那些觉得他们的信仰既奇怪又具有侵犯性的民族手中谋求生存，忍受着可怕的痛苦。对于其他古代世界力量强大的民族来说，比如埃及人、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这些民族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犹太人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使他们感到特别的难堪。因为这似乎暗示，假如只有犹太人被上帝选中，那么所有的其他民族就因未被上帝选中而低人一等。

绝大多数犹太人都避免提出这样的暗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宗教是普遍的，并向所有想要皈依的人开放。另外，他们指出，他们被选择的意识意味着具有一种宗教和道德的义务，去完成上帝希望他们去实现的标准，成为照亮世界其余地方的道德灯塔。无论是归因于双方种族的还是宗教的偏见，除了一些例外和接纳，犹太人和他们栖居国主人之间的障碍，成为了他们之间文化关系的不变状态。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明显地丰富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犹太人的商业活动甚至给最遥远的波兰或俄罗斯的乡村都带来了繁荣，但是这些事实并没有去除这一障碍。差异带来分离，而能够感知到的相互排斥的差异趋向于带来巨大的分离。当历史处于种族差异意识强烈的时候，来自政治弱势地位的犹太人的排他反应带来了无休止的误会和迫害。我们知道历史上犹太人在折磨他们的人手中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人们很少去研究，如此的迫害在犹太人的内部发展中产生了什么影响，即他们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重新发现祖国，并塑造潜在的团结意识，以超越犹太教士的规则和思想所主宰的破碎的、隔离的世界。在犹太人被波斯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强迫生活在他们的巴勒斯坦祖国之外，散居在异国他乡之后，特别是他们反抗罗马人（66—70）失败之后，这一点变得尤为真实。来自希腊语“diaspora”这个词的意思是“犹太人在祖国之外的散居”。随着时间的推移，“diaspora”有了另外的含义，指的是一种由“无家可归者”或外国社会的“局外人”所引发的生活方式，从而带来失去个人自身的身份和文化的诸多问题。

犹太人成为了没有国家的民族，成为一个在其他国家栖居的不同社群的松散共识。当大多数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后来生活在东欧和西欧的犹太人，追随着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社会，而非亚历山大港更有实力的犹太人社会的宗教和政治行为的时候，犹太人的历史发展获得了一个宿命的过程。亚历山大港的路径后来在摩尔人的西班牙，被追随了与耶稣同时代的亚历山大港的斐洛的犹太教现代改革派所实践。斐洛试图在文化差异的鸿沟上架起桥梁，显示希伯来智慧和希腊（柏拉图）智慧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一行为代表着高贵的努力，不仅揭示了犹太人对世界的信仰，也塑造了能使犹太人和非犹太异教徒生活在一起的文化对话。相反，犹太教士的路径直到19世纪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都处于主导地位，它要求延续最严格的法利赛犹太教；它的目标由《塔木德经》的犹太教士作者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就是要从外部世界隔离并由此成为孤立的犹太人社会，把信仰者紧紧束缚在经文的规则和行为规定的日常行为中。信仰者将在封闭的世界中终结一生，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行为限定在纯粹的经济关系中。

接受如此严格的宗教和文化的孤立生活，是为了避免适应和同化的外部压力，这可能使得犹太人社会作为一个特征鲜明的宗教团体存活下来，但是它也迫使其成员变成某种僵化的文化存在。孤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独立，因为犹太人依然生活在更大的、竭尽全力压制他们的基督教社会当中。这一在社会和政治低人一等的背景下分离的重要结果是心理上的。在一个犹太人永远是虚弱的异己者的世界中，他们的身份被那些控制他们的人所固定，以致他们成为了产生他们的社会的发明物。他们没有自治的权力去定义自我，被迫按照统治他们的社会安放在他们身上的消极成见行事。根据反讽的方式，人们可能会说犹太人确实是世界民众选择出来的选民，也就是说，犹太人是被不公正地选择出来接受特殊待遇的，因为他们的敌人相信，他们对被选择出来的感觉意味着自己高人一等，而非在他们的上帝眼里宗教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