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强迫症的进化（第4/21页）

正如先前提到的，信奉这样一个妄想的思想体系，包括它的组成要素，不是德国人的专利，而是整个人类史上重复出现的。在下一章讨论纳粹特殊的动力之前，我们首先阐明一些建立在各种历史表现基础上的、有关其特性的普遍看法。

以巨大的毁灭性力量冲击任何一个共同体的社会灾难，都会引发惊恐的反应，以及心理的极大痛苦。为了对付危机的冲击，这种反应的复原依赖于经历灾难的社会的制度稳定性。因为所有社会都一直面临着来自内外的潜在的巨大变化，又因为其制度的构造很少是强壮得足以抵制持续的灾难和艰难，因此它们一直处于火山口上。在整个历史的进程当中，人类社会经历了经常性的创伤，对一些创伤的回应采用的是自我挫败的处理机制，它加剧而不是减弱了这一问题。

民众无论何时遭受到明显难以理解的灾难的冲击，他们几乎都会本能地倾向于“屈从”他们的激情。假如危机持续下去，他们正常的思维模式将可能被这些创伤性的经历所扭曲。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独特研究显示了个体和整个社会是如何对危机的境遇作出反应的。例如，他们证明，使社会成员凝聚起来的，不仅是共同的制度和传统，而且是公共意识的独特架构。外在的结构是其精神本质的尺度。在过去大多数人类社会的历史当中，精神本质的内涵，即精神基础，受到了宗教的、神话的、想象的主题和进程的强大渗透。因此，人们不应该惊讶的是，对危机或灾难的理性反应，尽管也伴有常识和生存的本能，但是也被投入到依靠公共精神基础的意义框架当中，这一精神基础由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宗教信仰构成。这就是为何在历史上许多共同体的意识当中，人们总能在宗教历史当中发现其世俗历史的原因所在。历史事件在神话的符号当中，或者通过神话符号得到渲染，或者得到解码。

过去或者现在，对巨大灾难的公众反应通常伴随着非理性的思想模式，但是有时对这种模式的坚守超出了危机自身，因为社会否认了危机真正的性质，产生出固执的防卫机制去否认真相，并且采用不恰当的处理机制去医治这种危机。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事例。奥托· 弗里德里希的著作《世界的末日》，对其中的一些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他在书中叙述了各种各样对灾难的反应，这些反应如此强烈，以致当时的民众相信世界的末日已经降临。涉及的历史事件有410年对罗马的洗劫、1209—1244年的宗教法庭、1347—1350年的黑死病、围绕着托马斯· 闵采尔和其他宗教改革宗派打算创造的“新耶路撒冷”的世界末日景象和灾难、1755年里斯本地震、1905年俄国革命以及奥斯威辛。我们还可以增加巫术狂热、十字军东征、中世纪千禧年的异端邪说等等。然而，重要的是要去理解，巨大的压力折磨着社会，而这些压力并非必然以显而易见的诸如恶性的瘟疫、毁灭性的饥馑、地震、战争的灾难形式出现。创伤可能是由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引发，在其间，古老的传统文化被化解，但是新的文化尚未形成而去取代它们。

在大多数危机中，最初的反应似乎是理性的分裂。人们感觉到世界四分五裂，甚至行将就木。人们所经历的这类历史事件，必然是由巨大能量和极端仇恨的隐秘力量所发起的。在宗教社会，这类事件产生了世界末日的焦虑，上帝在惩罚社会，或者撒旦的力量处于失控状态。也许此刻在灾难的综合征当中，一些集体的人类记忆被启动，一些神话的思想模式被发动起来，这些模式将原始的、恐惧的、令人不安的意象刺激出来。

因为大灾难被理解为规模十分巨大的事件，因此人们假定它不是普通人或者可知的物质原因所导致，它必定是潜藏的、依然不为人所知的力量或犯罪者所为。正如詹姆斯· 罗兹谈到纳粹对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的回应，在灾难综合征的舞台上，受到感染的人们视自己为无助的受害者，展现出以下一些心理症候，它们的典型反应是：感到受到侵犯和强暴，自我怜悯，悲叹自己的命运。然而，几乎同时，他们歇斯底里地猛烈抨击假想的罪犯，这些罪犯用过去宗教的语言来说就是“肉身的恶人”。

在研究这种由宗教社会和20世纪纳粹所展示的灾难综合征的时候，詹姆斯· 罗兹确定了几种共同的反应：首先是完全的错位，其次是对被集体灭绝的强烈恐惧，接着是揭露作恶者，揭示真理，最后是善战胜恶。恐惧的目标最初可能完全是空想的，如《启示录》中的巨兽、靡菲斯特、巴比伦的娼妇。然而，这一空想在奸笑的犹大或者完全无辜的人那里逐步获得了血肉。这些人被假定是有罪的，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异教徒、女巫和麻风病人等。揭露罪人的任务经常落到边缘的知识分子或空想家手上，他们宣称拥有远比理性的、形式分析的方法更为深刻的、特别的、神秘的认知方法。在这一以空想力量、神秘启发、心灵洞察为基础的更好的认知形式之上，这些自我标榜的拯救专家开始向社会宣称什么东西在真正威胁着它，必须采取什么行动去治愈它。根据纳森· 阿德勒的观点，这些空想家是依靠“用幻觉沉迷”来应对危机的，他们绕开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的权力，直接求助于容易受骗上当的大众，以传诵的神话来寻求正当的理由。阿德勒认为：“衰落、毁灭和更新的世界末日的精神是他们定位的中心，他们作出的反应要么充满激情，要么过度活跃，要么作为被动的观察者俯首称臣；他们可能成为傲慢的超人和蔑视他人的自我实现者，或者成为重新发现人民的民粹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