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第2/5页）

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了祖先们的罪行，即在什么程度上德国过去的几代人要对大屠杀负责？近来在英裔美国人社群中出版的几本书复活了“民族性格”这个概念，一些是好意的，另一些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是值得怀疑的。注 民族性格存在于漫长的历史因果关系链的结构当中。在这一结构当中，作为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结果的前因，人格和社会运动是联结的。确实，思想是有结果的，但是路德的思想引发了宗教改革，而非大屠杀。用“反犹太主义”这一术语——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天生就是含糊的——来指控德国历史中的每一位主要的思想家，可能会塑造出对犹太人轻微的、温和的或极端的敌意；但是把这一术语从过去的文化背景中剥离出来，这种“联合犯罪”并不能与依然需要解释的大屠杀事件建立因果关系。所有这些研究经常将德国史转变成所谓的异常思想和行为的实验室。这些研究假定德国的过去是一个独特的连续体，与其他民族的过去是显然不同的，因此孕育了导致纳粹出现的变态特性。纳粹的出现是有逻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这一观点，犹太恐惧症不仅是大屠杀发生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反犹太主义的言论被从数百年的犹太恐惧症中搜集出来，并被显示为奥斯威辛和万字旗的先兆。在这种依然在许多研究中盛行的形式当中，这相当于一个滑坡效应的观点，它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定，即一个假设的行为过程通过一系列步骤，导致了不受人欢迎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结果。因此，当马丁· 路德1543年写作了《论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一文时，关键的第一步就此迈出。一些人认为，路德是“纯粹和简单的种族主义者”，他在这篇文章中启动了某些思想，犹如链条中的连接环，它们导致其他类似性质的思想（费希特、阿恩特、扬），这些思想又导致了其他的思想（杜林、马尔、瓦格纳、施托克尔），最终，这一倾倒的多米诺骨牌在希特勒和大屠杀那里得到了令人痛苦的结果。正如下面所要揭示的，除了抽干德国历史所有正常的东西，从而给整个民族贴上标签之外，对大屠杀为何在德国发生的问题，这一方法没有得到任何些微的理解。

是犹太恐惧症（被定义为非理性的害怕）、对犹太人的偏见和仇恨引发了大屠杀吗？除了其他方面，这一答案依赖于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什么种类的犹太恐惧症或者反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外国人恐惧症的、社会歧视的，或者生物学—种族的；也依赖于它表达自身的强烈程度。但是，我的观点是：没有单一世系的犹太恐惧症是德国所发生事件的充足理由。正如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普遍理解的一样，反犹太主义意味着对犹太人的偏见，意味着将犹太人排除出公职之外，将犹太人降低到没有基本权利的少数人群体。但是，反犹太主义偏见不是对大屠杀发生的充分解释。只有当对犹太人的仇恨超出了偏见，成为变态的时候；只有当它将对个别犹太人的仇恨和对整体犹太人强烈而非理性的仇恨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开始对大屠杀建立因果的关系。

为了把握更深层的关系，对犹太恐惧症在德国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并以什么形式被制度化的进行提问，也是重要的。例如，它是教会发起的从而得到教会认可的吗？它是国家发起的从而得到法律许可的吗？它体现在政党、市民协会或商业协会、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文化传统当中了吗？它得到教育机构的推动或强化了吗？

在检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发现德国人的记录不是非常好，犹太恐惧症深深地体现在德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但是与俄罗斯或者东欧国家相比，也不是最坏的。因为德国的犹太人在19世纪很快地被同化到德国社会当中。正如将要显示的，东欧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把德国看作躲避迫害的庇护所，看作他们最高贵精神追求的国度。换句话说，在1933年之前，历史的记录并不支持灭绝犹太人的意图。在大众歧视性的犹太恐惧症和大屠杀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路德到希特勒不存在反犹太主义的因果链。真正导致灭绝犹太人思想的前因，可以在第二帝国创建那代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中发现，因为就是在种族主义的幻觉和妄想的温床上，希特勒的一代成长起来。战争和可怕的战败结果，打开了政治极端主义的泄洪闸门，给顽固的纳粹精神提供了养分，这一精神的核心是病态的反犹太主义。换句话说，在1918年之后，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德国比在任何其他的国家都要得到强化，它依附在右翼的社会运动上，特别是依附在纳粹党身上，成了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罗森贝格、海德里希、鲍曼）个人的强迫症，所有这些人都残忍地仇恨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