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第4/5页）

最后，每一位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它涉及这一事件的“独一无二性”。大屠杀是特殊的，在历史上没有类似的事情吗？或者它仅仅是人类史上先前种族灭绝的缩影吗？另外，这两种观点—— 一种是宣称独一无二性，另外一种是断言重复发生——是否相互排斥？艾萨克· 多伊彻谈论了独一无二性，他断言：

对于那些试图理解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障碍是这场灾难绝对独一无二的性质。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历史视野的问题。我怀疑一千年后，人们将比我们今天能更好地理解希特勒，以及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等集中营。他们会有更好的历史视野吗？恰恰相反，可能后人没有我们理解得多。

恩斯特· 诺尔特提出了富有争议的相反观点，即纳粹主义的行动，包括大屠杀，必须与其他从事类似种族灭绝行为的极权主义制度一道来看待。他认为，如果给大屠杀贴上绝对独一无二性和最彻底邪恶的标签，把这一事件看作绝对单一的，那么历史学家将永远受到谴责。独一无二性否定了传统的历史信条，即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存在于时空当中，体现了重复出现的人类特性，而非单一的德国人、犹太人、中国人或印度人的性质。一个未明确阐述但经常被假定的推论是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它必然是由某种存在于德国人性格中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引发的。对于一些当下的历史学家而言，独一无二性的论点蕴含着德国人独一无二性的论点，这样，那些相信这一解释理论的人必然发现，只有德国人显示，而其他民族没有显示的一个特性或者一组特性。这样，对于这样的历史学家而言，大屠杀只是在德国人那里设定了原罪的存在。

本书试图避免以上两个极端，它认为大屠杀在种族灭绝的规模和强度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人们必须把它作为人类邪恶的历史显现接受下来，这种邪恶存在于过去，因此也可能在未来重复自身。德国人犯下的罪行，需要对特殊的使之成为可能的德国的条件进行分析，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不是德国人的人来说，假定这些条件是内生于德国人总是快慰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相关的种族灭绝的行动，否定了特殊的德国人疾病的论点。更有可能的是，那时的德国人是强迫服从的、遵守秩序的民众，具有集体组织行动的天分。他们认可残忍的领导者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卷入甚至积极参与实施种族歧视、排除和灭绝的计划。这一计划显示了鲜明的德国人认真彻底的特点，它如此致命，以致先前的种族灭绝相形见绌。

在解释和描述导致大屠杀的事件中，从一开始表明一个人知识和道德的假定是重要的。本书采取的道德观点不同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相信理性、自由、人类尊严、宽容、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统治，以及通过运用科学的人文主义追求真理。同时，在基督教和康德哲学的基础上，人们必然断言：人本是曲木，不可能被造就成完全笔直的。五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证明人类不是善的，更不用说是完美的，18世纪大多数思想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假如给予人专门的灌输、贿赂、腐化，大多数人会乐意帮助任何一种犯罪，甚至种族灭绝。邪恶是历史中的现实存在；它既不是我们原始遗产的一部分，也不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邪恶是一种道德的缺陷，它来自扭曲的本能和变态的欲望：“它蜷伏在我们意识最深的地方，散发着对上帝的恨和对死亡的爱。致命的邪恶把我们和虚无联系起来。”

决定本书叙事的基础是几个解释性的假定和策略。第一是存在着修辞和行为的对应，一个人所信的和他所为的对应。阿道夫· 希特勒和他的亲信是真正的信徒，他们相信犹太人对德国有着致命的危险，因此必须被驱逐和消灭。希特勒所说的他的“花岗岩般坚实基础”的信仰，特别是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真诚相信且按其行事的。第二是要绝对相信希特勒和他的党羽是残暴的犹太人的杀戮者。第三，我们假定纳粹领导层是离经叛道的，具有天生的操纵权力的能力。元首设定的管理风格的基调，就是操纵他人和不信任他人：“我只告诉他需要知道的。”作为最诡异的罪犯，他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古老的生活信条：能够口头讨论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记录下来。”由此推论：在判断希特勒和他最亲密的圈子之间的精确性和真实性的时候，一个人应该宁可使之过于谨慎为好，因为他是在和一帮精神错乱的说谎者打交道。另外，欺骗在纳粹德国被制度化，在研读纳粹的“官方”文件时要极度地谨慎。当然，文献是历史重构的飞轮，但是，偏爱官方或政府的文件可能是一个大的陷阱。大屠杀是一个犯罪政权实施的，它的官方资料原则上是不可信的，因为它们受到了谎言和其他思想错乱的污染，充满了遗漏、迂回、夸张、隐瞒、委婉，这对犯罪的思想是习以为常的。接下来是范围更广、较少受到污染的信息，包括日记、自传、文学、画报、杂志，以及大量其他跨领域的资料，它们必然覆盖在这一复杂和令人悲痛的事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