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谢

不久以前,我做了一个让人神经崩溃的噩梦,我梦见了大屠杀。噩梦的开始是,我受邀给一群似乎地位显赫的人士做讲座。当我开始演讲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孑然一人,手里拿着话筒,身处恐怖的、停尸房般的博物馆,里面塞满了犹太受难者的尸体,因受到严刑拷打而损害严重,残缺不全。惊恐之中,我快速穿过这间可怕的屋子,不时撞上奇形怪状的尸首,每具尸首都有鲜明的体征表明死因。我气喘吁吁,试图向看不见的听众解释我所看见和所描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听众应该相信我的证词。正当我在讲述这一信息的时候,这间屋子的墙壁、天花板、地板开始滑动,改变了位置。地板变成了渗透鲜血的尸体。我十分惊恐地试图跨过尸体,找到出口。就在这时,我一身冷汗地醒了过来。

噩梦暗示着两件事情:一是我认识到我正在触及一种最原始形态的邪恶;二是我感觉到令人悚然的疑虑,即我是否有能力深入其中,去理解这种邪恶,并向其他人解释这种邪恶。令人庆幸的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以及对我助益匪浅的理性批评者们众多热情的支持,特别是我的太太安。没有莱奥纳德· 马萨克的鼓励,没有我们对“作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持久不懈的交流,我对犹太人经历的理解将会缺乏有价值的洞察。同样,假如没有杰弗里· 伯顿· 罗素对邪恶和人类的攻击性提供有价值的回应,我就远不能在总体上把握邪恶的本质,特别是纳粹的本质。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罗素一直是坚定而严苛的批评家。他对关键问题的眉批,经常以极度痛苦的表白形式出现,即当他读到纳粹的残暴和谎言最恶劣的情景时,他颤抖不已。此时,我知道我的写作处于正确的轨道之上。

我要向罗杰· 莱登和格哈特· 霍夫迈斯特表示感谢,他们阅读了手稿相当多的部分,提出了有所助益的建议。我要向阿兰· 汉考克学院的良友和同事加里· 比尔利,以及在不同研究机构工作的我的学生表示感谢,他们帮助我澄清我的思想和观点。我要向希拉· 哈蒙表示感谢,她为整理手稿做了无价的工作。还有康提纽姆出版社的编辑弗兰克· 奥韦斯,他是一位尖锐的批评家和敏感的导师,我要向他的支持和有价值的建议表示感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了我一直在理智上知道的事情:痛苦的过去永远在当下的表层之下不远,我们对付它的本能办法就是去抑制它。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旅行的时候,这一点十分明显,对于许多人来说,犹太人受难和大屠杀的主题一直是一个禁忌,包括我的一些亲戚,他们有意回避讨论这一问题。为了使未来的世世代代不再去经历类似的恐惧,当务之急是面对这种极端邪恶,只有它才能定义大屠杀的含义。为此,我真诚地希望我的书能作出些微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