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比秩”的性格、功能与意义（第3/17页）

按，兰台令史或云六百石，或云百石。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安作璋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秦汉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等均取“六百石”之说。汪桂海君则以百石为是，见其《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应以汪说为是。《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傅毅传》：“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傅毅由兰台令史而迁比三百石郎中，也可以证明兰台令史不可能是六百石官。

首先能看到军官待遇颇优，校尉比二千石，但腊赐达5万钱，体现了“武官倍于文官”(11)的原则。还能看到尚书诸官的待遇也不错，比同级普通官吏高好几等。最后，也是这里最关注的，就是大夫、将、郎、从官的赏赐额度总体偏低，显示他们自成系统。自成系统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非吏”。

前章第一二节论述了期门、羽林郎及博士、掌故，他们都在“比秩”。期门郎、羽林郎属“郎从官”，不用多费笔墨了；博士、掌故呢？他们与“宦皇帝者”们有可比之处吗？

博士与大夫就很有可比之处：“武帝以中大夫为光禄大夫，与博士俱以儒雅之选，异官通职，《周官》所谓‘联’者也。”(12)在朝贺时，博士跟三署中郎将、大夫处于同一队列(13)。受命议政时，博士经常列在大夫、议郎之间(14)。博士还往往跟大夫一块儿受命任事(15)，或加上大夫之衔奉命出使(16)。博士与议郎秩级相同、排序相近，又往往与谒者一同受命出使(17)，议郎、谒者都属“宦皇帝者”。

西汉博士叔孙通号“稷嗣君”，自比稷下先生。钱穆先生谓“盖博士即稷下之先生也”，又云：“游稷下者，既得优游禄养，而无政事之劳。”(18)《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说稷下学士“皆命曰列大夫”。余英时先生把“列大夫”解释为“比爵大夫”的意思，“稷下先生‘不治’、‘不任职’，即不在官僚系统之中。”(19)其说可从。“不在官僚系统之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吏”。稷下学士号称“不宦”、“不仕”(20)，因为他们有供养却无朝廷正式名位。若博士制度与稷下学士制度有关，则稷下学士的“不宦”、“不仕”特征，颇有助于理解秦与汉初的博士身份，及《秩律》不列博士，博士后为“比秩”的情况。

叔孙通的百余弟子曾跟刘邦的“左右为学者”一块制定朝礼。所谓“左右为学者”，颜师古解释说：“左右，谓近臣也。为学，谓素有学术。”那百余弟子后被任命为郎官，而郎官也属“左右近臣”。看来，把“素有学术”者安排为“左右近臣”，在皇帝看来顺理成章；在其眼里，博士之类“为学者”，与“内官”大夫、郎官、舍人差不多就是一类人。当然博士又属太常，除“御用文人”身份外，“国家教育官员”色彩也逐渐浓厚起来，不全是“左右近臣”了；不过“比秩”的安排，毕竟暗示了他们作为君主顾问，所曾有过的“宦皇帝者”身份。质言之，博士起初无秩、后为“比秩”，就在于其官“非吏”。

作为学人之选的掌故，也经常与大夫、郎官相提并论(21)。汉平帝时的太学课试制度是这样的：“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22)这3种官都是博士弟子之所任，显有共性。这样看来，在“宦皇帝者”和“吏”两类人中，博士、掌故更近于“宦皇帝者”。

在前章第三节，我们还考证了汉初御史在“比秩”。御史在“比秩”，也因为御史不是朝吏，而是“近臣”。《续汉书·舆服志下》法冠条：“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可见御史系近臣。又《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也反映了御史与谒者、侍中等近臣相近。学者指出御史有“家臣”性质，“御史是由先秦时期国王的亲信发展起来的”(23)。丞相府在宫外，御史大夫寺却在宫中(24)。

“吏”有秩级而“宦皇帝者”无秩级，也如“吏”有印而“宦皇帝者”无印一样。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官，则无印绶(25)。印章是“吏”行使权力的凭证。治事、有官属，就有印，哪怕那印绶卑微到了“五两之纶，半通之铜”的程度；不治事而无官属，就无印。大夫、博士、谒者、郎官、舍人无印，是因为他们“非吏”，不治事；御史无印，是因为御史属近臣。传世有“吴郎中印”、“齐郎中印”封泥，但那是郎中令印，非郎中印(26)。同理，秦之“谒者之印”、“中谒者”封泥，也应是谒者长官之印而非谒者之印(27)。当然，若是郎官承担了随机差使，有责有权了，那就可能有印了，以便履行公务。秦朝有一枚“郎中左田”封泥，那也许是某郎中在承担“左田”事务时的权责凭证(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