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比秩”的性格、功能与意义

经上章考述，“宦皇帝者”之外的更多“比秩”官职，又摆到了我们面前。从“分等分类”角度观察它们，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那些在“分等”上被置于“比秩”的官职，在“分类”上确实存在特殊性。它们的某些特点与“宦皇帝者”相类，但也不尽相同；它们之所以被置于“比秩”，还有其他原因和考虑。反过来说，“宦皇帝者”虽是滋生“比秩”的温床，但“比秩”并不仅仅用于“宦皇帝者”，其管理范围大于“宦皇帝者”。

相关官职为什么被置于“比秩”，王朝运用“比秩”手段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本章的讨论内容。首先有几类“比秩”之官具有一个共性：它们不是行政吏员。如“宦皇帝者”和儒学之官，按汉朝的官职分类概念就不属“吏职”。但也有一些“比秩”之官是承担行政事务的，例如掾属，他们就不能说“非吏职”了；相反，他们恰好就是吏职。掾属之所以列在“比秩”，推测是因为他们由长官自辟。国官之多在“比秩”，多少也有这个原因。那么，“比秩”又跟任命方式有关了。再就是“军吏”之为“比秩”了。军吏与文职双峰并峙，是王朝又一个不可或缺的职官系统；军职之在“比秩”，有可能是为了表示其自成系统，并通过“由比秩而正秩”的等级变化关系，来安排其与文官的职类转换。阐明以上几种情况之后，人们就能看到，汉代的“比秩”，是一种具有特殊分等分类功能的等级手段。兹分节详述之。

一　“比秩”诸官的性格——非吏职

对“宦皇帝者”的考察显示，这是一个行政吏员之外的职类，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最初无秩、后来在“比秩”，所以“比秩”是“非吏职”的标志。

“宦皇帝者”是一个从官或侍臣系统。而且还不只是“侍从”，还有军事功能。它是一支武装力量，除了宿卫之外也经常投入战争。还有政治功能。环侍于皇帝身边，就有可能由此参与国政。而以“侍从”身份参政，表明当时政治仍有较大的个人性、随意性和非程序性。还有行政功能。“宦皇帝者”经常被委派各种随机事务(1)。以吏职承担日常行政，以散官承担随机事务，这是早期帝国行政的一个重要特点，魏晋南北朝犹然，唐朝的散官番上服役也是它的残留。还有选官功能。“郎从官”又是行政官员的重要来源，“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2)。“由宦而仕”、“先宦后仕”的制度，把“比秩”与正秩联系起来了，把“非吏”与“吏”联系起来了。西汉中期以后，郎官的选拔日益制度化了，郎署成了汉廷选官的枢纽。东汉的三署郎官和公府掾属两大仕途，构成了帝国选官的最重要渠道。同时散官大夫与职事官的互迁，也更为正规了。

“宦皇帝者”是历史早期管理吏员的一种方式，安排军政的一种方式，君臣结合的一种方式。它曾带有浓厚的君主“私属”性质，其管理不如“吏”那么严密，选拔、晋升和等级都比较粗糙。

“宦皇帝者”的选拔，曾有任子、赀选，以及从大臣的舍人之中选拔等方式。还有其他很多途径，如以上书、进言而为之，以特殊技能而为之，等等。这方面学者的考察颇多，不赘述。“宦皇帝者”在本系统内的晋升，在早期也比较粗糙简单。晋爵是其提升品位的一种方式。这时候爵级与年资、功绩有一定关系，但就目前所知，那并不是充分制度化了的，比如，是不定期的。

还可注意的是，汉初郎官有车郎、户郎、骑郎、陛楯郎、执戟郎、中郎、外郎等众多名目。细审其命名之规律，主要以职事为别。比起后来的中郎、侍郎、郎中的分级制和晋升制，最初郎官显然重分类而不重分等，重职位而不重品位。那就是当时“宦皇帝者”尚未充分等级化的一个表现，是组织发展早期的常见现象。那一点也体现在“宦皇帝而知名者”制度上。宦皇帝者是否能成为“显大夫”，只取决于帝王的欢心；而帝王的欢心如何赢得，“知名”的身份如何确定，我们不得而知，推测也是以意为之，大有“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味道。有个叫张释之的给孝文皇帝当了十年骑郎，“不得调，无所知名”。后来中郎将袁盎替他说话，才迁了一个谒者(3)。这算一个好例子吧。“吏”的选拔升迁则有规矩绳墨了，而“宦皇帝而知名”那个提法，本身就给人散漫之感。

然而作为皇帝侍从，“宦皇帝者”又有特殊荣耀、特殊待遇。汲黯做过九卿、郡守，老病之时又申请去当中郎(4)，希望能在皇帝身边呆着。东汉邓禹家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5)。家族中有多少人曾经“宦皇帝”、当过大夫、郎、谒者，在罗列官爵时被特别揭举，是门第显赫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