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若干礼制与王朝品位结构的一元化（第4/16页）

首先看一个贽见礼的例子。《续汉书·礼仪志中》：“及贽，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查《周礼·夏官·射人》：“三公执璧，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雁”；《仪礼·士相见礼》：“下大夫相见以雁，……上大夫相见以羔。”两相比照，则东汉中二千石、二千石用卿、上大夫之礼，千石、六百石用大夫礼，四百石以下用士礼。经书上的等级礼遇，就如此这般地转移到秩级上来了。

当然在比附古礼时，也必须根据现行等级和政治需要加以调整。例如先秦大夫以上都可以服冕，但汉朝皇帝不想让太多官僚分享冕服的荣华，只准公侯、九卿服冕。不过博士是一个例外。东汉安帝建光年间（121年）尚书陈忠有言：“又博士秩卑，以其传先王之训，故尊而异令，令服大夫之冕”(34)。博士秩比六百石，顶多只能算是“下大夫”。陈忠说皇帝让博士服冕，遵循的是周朝“大夫服冕”的古礼；其实东汉冕制，只有王侯及三公九卿才能服冕，连比拟“上大夫”的二千石官都不能服冕。

进贤冠乃古礼所无，但也有人用周爵及命数阐释之。阮谌《三礼图》叙进贤冠：“一梁，下大夫一命所服；两梁，再命大夫二千石所服；三梁，三命上大夫、公侯之服。”(35)阮谌称“大夫”分3等，“下大夫”大概是六百石官，二千石为“再命大夫”，进而“上大夫”自是指九卿了。然而上大夫三梁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如前所述，汉朝是以二千石为上大夫的。《续汉书·舆服志》所叙与阮谌不同：“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又《汉官仪》：“三公、诸侯冠进贤三梁，卿、大夫、尚书、二千石、博士冠两梁，千石已下至小吏冠一梁。”(36)蔡邕《独断》卷下略同：“公侯三梁，卿、大夫、博士、尚书两梁，千石、六百石以下一梁。”则中二千石九卿所服，不是阮谌说的三梁冠，而是两梁冠。直到南朝，诸卿仍是进贤两梁冠(37)。则阮谌所言，只是其一己私见罢了。三梁冠的资格，限于公侯以上。

“卿、大夫、尚书、二千石、博士冠两梁”的规定，与秩级并不全合。六百石博士用两梁冠应系特许，乃尊儒之意，参看前述博士服冕事。曹魏博士高堂隆有言：“博士儒官，历代礼服从大夫。”(38)至于六百石的尚书能用两梁冠，也应释为皇帝特许。尚书地近天子，位卑权重，所以要用两梁冠提高其地位。散官“大夫”也是两梁冠。这类大夫在东汉有中散大夫、谏议大夫，六百石；太中大夫，千石；光禄大夫，比二千石。前三种大夫都在千石、六百石段落，他们得以用两梁冠，我推测仍出特许，出自对“大夫”这个职类的特殊性质的考虑。《续汉书·百官志二》引胡广曰：“此四等于古皆为天子之下大夫，视列国之上卿。”下将阮谌、《续汉志》所记进贤冠制，胡广所称“下大夫”及东汉贽礼等级列为下表：

阮谌上大夫用三梁冠的看法，看来只是其一己私见，其余诸说则有相当一致性，即中二千石、二千石官用卿、上大夫礼，千石至六百石用下大夫礼。唯低于二千石的大夫及博士、尚书为例外。看来帝国安排等级礼制之时，不仅仅以秩级为准，而且还考虑职类。光禄大夫虽然比二千石，但仍被视为“下大夫”，是其散官性质所决定的；中散大夫、谏议大夫和太中大夫在六百石、千石，诸署令和县令也在六百石、千石，从秩级说都是“下大夫”，然而前者两梁冠，后者一梁冠，也是“大夫”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从汉代总体情况看，来自周爵的公卿大夫士概念，在整合位阶上所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王朝更多考虑的是实用需要，例如上述大夫、尚书和博士的礼遇，就超出了爵号与秩级的对应关系。各色位阶之间的松弛散漫，仍是秦汉品位结构的重要特点。但是，公卿大夫士爵在促成帝国品位结构一体化上，毕竟是发挥了整合之功的，首先是令二十等爵与秩级在层次上可以约略相比；其次是在中二千石秩级之上，用“上公”、“公”、“上卿”、“卿”等概念来区分地位高低；进而在礼制安排上，得以把各色人员——或更准确地说，是各种官职名号的拥有者，如拥有王侯之号者、拥有秩级者以至无秩级者，整合在同一礼制等级之中。最后一点尤其重要，礼制是一种总体化的安排。高级权贵可以没有秩级，但礼遇上不能把他们漏了。

这样一点，在魏晋之间就更清楚了。此期的礼制讨论对“九命”的利用，更清晰地体现了品位结构一体化的趋势。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