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爵—秩体制到官品体制：官本位与一元化

秦汉官阶用禄秩，魏晋以下用官品。九品官品是在曹魏末年出现的。在中国官阶史上，九品官品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从秦汉禄秩到魏晋官品，是否只是级差级名发生了变化，以前分十八九级，现在分九品；以前叫“若干石”，现在叫“第几品”，如此而已呢？

以往学者对魏晋官品做过不少探讨，探讨涉及了官品的诞生时间，各种官职的具体品级，官品与九品中正制的关系，等等；至于九品官品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的意义，则还有很大的考量推敲余地。本章将从“品位结构”视角，即各个序列的结构与功能，它们之间的组合、链接与搭配的样式，来考察九品官品的意义，以此显示秦汉品位结构的变迁方向和演化归宿，就是“官本位”和“一元化”。

一　“一元化”与“官本位”的推进

我们认为，九品官品体制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一元化”的、“官本位”的官僚等级秩序。这是相对于秦汉“爵—秩”二元体制而言的；再往前说，也是相对于周代的“爵本位”而言的。

所谓“一元化”，是说九品官品表现为一个整体性框架和综合性尺度，把各种品位笼括其中，可称为“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体制”。秦汉等级秩序在一段时间里，各种位阶堆砌错杂，还没那么一个充分一元化了的综合性尺度，或说其发展并不充分。

所谓“官本位”，就是以行政级别为本位。进一步说，就是权势、地位和声望的获得，以官位占有和职能履行为准。你有官儿、有事儿、为朝廷干活，才有名位俸禄。官大、权责大、贡献大，就位重禄厚；官小、权责小、贡献小，就位卑禄薄；而若无官守、无权责，朝廷一般不白养你。周朝的“爵本位”就不是如此，贵族的权势，来自对土地人民的直接占有、来自家族传统和世卿传统，不是行政性的。“爵”就是这种权势的一种“外化”形式。

从“爵—秩体制”到官品体制，帝国品位结构发生了若干显著进化。这种进化，体现在哪些具体方面呢？首先体现在对各职类的等级管理手段的“行政化”上，进而体现在品秩要素配置的“行政化”上。各职类等级管理上的“行政化”，是指那些行政化水平较低的职类，例如具有依附、私属性质的“宦皇帝”职类，逐渐也用行政级别的手段加以管理了；若干非行政性职类，在管理上与吏职一体化了，例如军职。品秩要素配置的“行政化”，是指特权、礼遇等等品秩要素，逐渐向行政级别转移，更多地被配置在行政级别之上，而不是身份等级之上，例如爵级之上。

制度变迁是个“长时段”的问题。我们先从回顾周王朝的品位结构开始。周代官员品位结构的特点是“爵本位”，其主干是公、卿、大夫、士爵列，它以贵族官员的身份地位为本。贵族之下还有一个无爵的胥吏层次，他们以“稍食”为生，承担各种事务杂役，宛如主建筑之下的础石。那么周代品位结构，可以进一步表述为“爵—食体制”。这个体制是“一元性”的，因为“爵—食体制”的结构是一个纵向单列，“爵”叠压在“食”上。与爵级相关的等级礼制虽很繁琐，爵级本身却很简单，它是贵族时代社会分层的体现。

战国秦汉间的品位结构变迁，其要点可以概括为三：第一，周代贵族官员的身份尺度——公、卿、大夫、士的爵列在不断衰微、变质；第二，源于稍食、作为“吏”之定酬定等之法的禄秩，在不断伸展扩张，变成了官职的级别；第三，功绩制性质的二十等军功爵，变成了官员身份以至社会身份的主要尺度。这三个变迁催生了“爵—秩体制”，其主体结构，就是禄秩与军爵两个序列的双峰并峙。在一段时间里，各种品位安排都搭置于这两根支柱之上。这个体制呈现了某种“二元性”，其特征就是“爵、秩疏离”，进而是各种品位间的“疏离”。对这种“疏离”，可从“要素配置”、“等级关联”等方面加以观察。

“品秩五要素”即权责、资格、薪俸、特权和礼遇。“爵”上没有配置“权责”要素，历代大抵如斯；但“爵”上是否配置了“资格”要素，历代就不相同了。汉代的二十等爵上没有配置“资格”要素，不能凭爵级起家，这样一点，就既与周爵不同，也跟南北朝隋唐不同。南北朝隋唐时各级爵位的起家资格，有明确规定。与前后时代相比，汉爵不能凭之起家居官、进而占有政治权势，这就显示了此期品位结构的特殊性。军爵用于军中褒功，列侯与关内侯爵也用来褒赏官僚功绩，但官僚的例行赐爵，却引人注目地采用了“赐满”的形式。而这就意味着，二十等爵在更大程度上被用作身份尺度，官员达到某秩级以上就被认为属于某个身份层次。配置于二十等爵上的经济待遇、特权和礼遇，其优厚程度明显高于后世。再从“等级关联”方面看，爵与秩之间的“比视”比较杂乱，也说明二者还没有精巧地整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