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若干礼制与王朝品位结构的一元化（第6/16页）

据《决疑要注》：“古者朝会皆执贽，侯、伯执圭，子、男执璧，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汉、魏粗依其制，正旦大会，诸侯执玉璧，荐以鹿皮，公卿已下所执如古礼。”(43)这个说法跟《周礼》比较相近。汉魏对《周礼》只是“粗依其制”：汉朝没有孤，没有伯，也没有子男；侯之所执为璧，非圭；具体规定是公侯执璧，中二千石、二千石执羔，千石、六百石执雁，四百石以下执雉。汉代贽礼，其实更接近《礼记》。《礼记·曲礼下》：“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诸侯只一等，无皮帛；只不过汉礼以璧、羔、雁、雉为差，而《礼记》以圭、羔、雁、雉为差而已。

曹魏初年仍用汉礼，而高堂隆则希望改弦更张用《周礼》。《周礼》的瑞贽礼比《礼记》复杂多了。征南将军是“执羔”还是“奉璧”，要跟其他官爵取得平衡；而相关的官爵或系新出、此前未有；或系旧制，但其位望已发生变化。像大司马、大将军，他们在汉朝位“公”而非“上公”；但曹魏的大司马、大将军，分别承担防备东吴西蜀的“分陕”之责(44)，位在太尉、司徒、司空之上，理应加以崇隆。又如山阳公、卫国公的问题是汉朝没遇到的，在行政级别中没他们的位置，但作为“二王后”(45)，在礼制上他们应有一席之地。

高堂隆《瑞贽议》的细节，今不详考以免繁秽，下面只把它的整体结构简列如下：

续表

能够看到，高堂隆在瑞贽礼、九命和现行官制之间，做了很精心的排比。一番推演之余，金印紫绶的征南将军还得照旧执羔，而没按魏明帝的意思执璧，因为这样才能保证诸官间的礼节平衡。当然山阳公之上卿，作为“公之孤”仅四命，却得以执皮帛，跟六命之孤相近，是不怎么协调的，但那是政治需要；而且其皮帛是“豹皮表束帛”，毕竟与皇帝三卿的“虎皮表束帛”有所不同，谁都知道豹的体形比虎小，其毛皮在礼制上也低一等。又如二千石州牧、郡守是地方官，经常被比做古诸侯，所以被高堂隆拟为五命；但在现实政治体制下他们是王官，所以又让他们按四命的中大夫之礼，执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封爵、将军、职官、禄秩等，被高堂隆错落有致地安排在“九命”框架之中了，从而令各种位阶呈现出了“一元化”之态。那虽然只是高堂隆一己私议，但也是时代的要求与趋势。

再举一个魏明帝和高堂隆讨论礼制的例子，事涉人死了怎么说：

魏明帝诏亭侯以上称薨：“夫爵命等级，贵贱之序，非徒偏制，盖礼关存亡。故诸侯、大夫既终之称，以薨、卒为别。今县乡亭侯不幸称卒，非也。礼，大夫虽食采，不加爵。即县亭侯既受符策茅土，名曰列侯，非徒食采之比也，于通存亡之制，岂得同称卒耶？其亭侯以上，当改卒称薨。”

三府上事博士张敷等追议：诸王公、大将军、县亭侯以上有爵土者，依诸侯礼皆称薨。关外侯无土、铜印，当古称卒。千石、六百石下至二百石，皆诣台受拜，与古士受命同，依礼称不禄。

高堂崇（隆）议：诸侯曰薨，亦取陨坠之声也。礼，王者之后、公及王之上公九命为二伯者，侯伯皆执珪，子男及王之公皆执璧，其卒皆曰薨。今可使二王后、公及诸国王执珪、大将军、县［乡］亭侯有爵土者，车骑、卫将军辟召掾属与三公俱执璧者，卒皆称薨。礼，大夫曰卒者，言陈力展志，功成事卒，无遗恨也。今太中大夫秩千石，谏议、中散大夫秩皆六百石，此正天子之大夫也；而使下与二百石同列称不禄，生为大夫，死贬从士，殆非先圣制礼之意也。云士不禄者，言士业未卒，不终其禄也。（《通典》卷八三《礼四三·丧制一》，第447页）

依礼，诸侯死应称“薨”，大夫死称“卒”，士称“不禄”。但当时所沿用的汉代礼制，是王公死了才称“薨”，列侯死了只称“卒”而不称“薨”的。魏明帝尊礼慕古，觉得这法子不合古礼，诏改，臣子得以各抒己见。博士张敷给三府上书，认为千石、六百石到二百石官，都应该称“不禄”。高堂隆支持魏明帝的意见，并将其具体化了；由他的话我们还知道，县侯、乡侯、亭侯也是执璧的，可以补入上表。他反对张敷意见，认为太中大夫及谏议、中散大夫从秩级说应算大夫，不能用士礼称“不禄”。由此我们又知道高堂隆也是尊礼慕古的，他论述太中大夫及谏议、中散大夫应从“大夫”之礼，不是从秩级出发，而是从“大夫”之名出发；大夫之外的千石、六百石之官是否用大夫礼，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