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若干礼制与王朝品位结构的一元化（第3/16页）

此外，东汉的郡县长官经常被比于古诸侯，进而其丞、尉便被视为诸侯之“卿”、“大夫”。东汉乐府诗《陌上桑》的女主角罗敷，有段机智幽默的“夸夫”之辞，有云“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那“朝大夫”就是郡府大吏的一种尊称(18)。《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劭《汉官》：“大县丞、左右尉，所谓命卿三人。小县一尉一丞，命卿二人。”县丞、县尉被认为是县官的“命卿”，“丞”被称为“丞卿”，“尉”被称为“尉卿”。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右柱▌▌请丞卿”(19)；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前石室画像石第三幅第三层：“此丞卿▌（车）”(20)；前石室第六石榜题：“尉卿车”(21)；嘉祥县武氏祠保管所藏甸子村画像石第三层：“尉卿车马”(22)；山东东平县后魏雪画像石：“▌尉卿”(23)。对“尉卿”这个称谓，李发林先生认为仅仅是“爱称”(24)，似未达一间。劳榦先生推测“则此尉卿当即执金吾”，而叶又新、蒋英炬先生指出“丞卿”和“尉卿”“当是次于县令下的县丞和县尉。”(25)叶、蒋先生所说是。称县丞、县尉为“卿”，是受了周爵的传统影响，把郡县长官比于古之诸侯了。这种“大夫”和“卿”，仍属于职位的别称。

吴荣曾先生认为，所谓郡县“命卿三人”的“三卿说必定来自王莽”(26)。王莽时诸县设有“马丞”、“徒丞”和“空丞”。王朝有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三公以分主天、地、人，则县里面也要设置类似三官。这三官，大概就是“命卿三人”。而王莽制度，多出于西汉儒生一贯呼吁。吕思勉言：“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27)；蒙文通亦谓：“自儒者不得竟其用于汉，而王莽依之以改革，凡莽政之可言者，皆今文家之师说也。”(28)比如汉初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爵国》中，就提出了诸侯国“三卿”的设想，而且还把其秩级都列出来了。

《春秋繁露·爵国》筹划天子及诸侯国的官制，不惮其烦。天子除了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外，还另配上了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是为“通佐”(29)；而且连天子和国君的老婆该有多少，跟孩子（“世子”）和保姆（“母”）的问题，都精心考虑到了。我们只把其中跟秩级相关的部分列出：

董仲舒规划的美好蓝图，把周朝的公卿大夫士爵、公侯伯子男爵，跟汉朝的现行官阶禄秩糅在一起了。他的高谈阔论，汉初君臣可能觉得虚无缥缈、不屑一顾。然而他把现行秩级与周爵糅在一块儿的意思，后来居然就被王莽兑现了。

除了用以指称官爵层次和指称特定职位之外，级别或位阶意义的公卿大夫士概念，在新莽变法时出现了：

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车服黻冕，各有差品(30)。

这做法，把秩级整体地转换为周爵，卿、大夫、士爵，与秩级完全合一了。可见古礼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有时还真不可低估。在董仲舒的规划中，天子元士被比定为八百石，这是很高的，高于当时朝廷以六百石官为大夫的做法。西汉后期八百石秩被并入了六百石秩，王莽复古时便以六百石秩为元士。董氏还为公侯、伯、子男安排有“三卿”，而新莽诸县恰好也有“三卿”，是否也与董氏的规划有些关系呢。

疏勒河汉简中有名唤作王参的，简文记其官儿是“有秩候长”，同时“秩庶士”(31)。“有秩”通指百石之官，而依新莽制度，百石之官的爵级正是“庶士”(32)。今见新莽玺印之中，还有若干称“大夫”的、称“士”的，例如“尚书大夫章”、“纳言右命士中”（“中”为人名）、“奋武中士印”、“偏将军中士印”等。其中“尚书大夫”可能是官名，后三例中的命士、中士，则分别为纳言、奋武、偏将军的属官(33)。命士、中士，分别表示他们是五百石吏员、四百石吏员。那么这种改革在形式上复了古，实际却不过是以爵名代秩名。王莽很多措施都是如此，其所追求的形式意义大于实用意义。

然而比附周爵还不是全没有实用意义。“车服黻冕，各有差品”八字提示人们，周爵爵称的使用与礼遇相关，例如“车服黻冕”。随西汉儒学复苏，众多的儒生们尝试用古礼去影响、甚至改造现实官制。王朝的“制礼作乐”工作当然包括等级礼制了，而儒家礼书中的等级礼制，是以公侯伯子男及公卿大夫士为尺度的。所以在复古定礼制时，得先把现行秩级转换为周朝爵级，再到礼书中查找这个爵级的相应礼遇。这时候的周爵，就成了把现行秩级与古礼等级联系起来的中介了。如果说，此前汉王朝使用的公、卿、大夫、士概念主要是一种“借用”，即借以指称二十等爵和官秩的不同层次，那么随帝国礼制由粗趋密，这些概念开始具有新的意义了，即礼制意义。就“品秩诸要素”而言，周爵在配置“礼遇”这个要素上，开始发挥较大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