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爵—秩体制到官品体制：官本位与一元化（第2/10页）

总之，汉代的爵级与秩级间显示了某种“疏离”；这种“疏离”与周王朝“爵—食体制”的历史影响相关。汉“秩”源于周“食”，而周代的“食”居周爵之下，是卑微胥吏的酬报定等方式。秦汉“以吏治天下”造成了“秩”的伸展和扩张，但爵级和秩级间的紧密整合与对应，却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调适的。“爵”与“秩”疏离，意味着帝国等级制中身份制因素和官僚制因素，是以一种特殊的样式两存并立的。

进而与魏晋以下相比，汉王朝各种品位安排间的关系，也显杂乱松散，很有点儿“各行其是”的意思，尤其在汉朝前期。比如“宦皇帝者”职类，其赏赐、晋升和管理自成一系；比如“将军”、“校尉”等军职已有了一定的品位意义，但还没演化为军阶，并与秩级形成级级对应的关系；比如秩级只到中二千石为止，中二千石之上另用“上公”、“公”来区分地位；上公、公、上卿、卿、大夫、士既是礼制等级概念，同时又以职位和秩级定公、卿，二法并不完全相互吻合。汉朝的禄秩中有“比秩”，“比秩”的区分职类功能，也可以看成那种松散性的表现。“比秩”表明：文学之职、军吏和“宦皇帝者”最初无俸无秩，其等级管理各是各，与吏员不同；在有了“比秩”之后，这些职类也属“另类”。秦汉品位结构相对松散，是因为刚刚经历了社会政治结构的剧变。剧变中新兴阶层、新兴人群、新兴官职、新兴名号大批崛起，相当一段时间里，新旧阶层、新旧群体、新旧官职、新旧名号之间，呈现出了位置不定、参互错杂的情况。

“吏”是一个新兴群体，来自周代的府史胥徒层次。由于他们富有专业性、又容易驾驭，所以得到了统治者青睐，带着他们的身份标志“禄秩”，在战国逐渐崛起。但府史胥徒本是个无爵的卑微阶层，被压在有爵的贵族的大山下面，“爵”是传统的高贵身份标志。在传统观念之中，若以“爵”为吏，等于是让贵族去当厮役。汉代“爵、秩疏离”，爵级上不配置资格要素，不实行依爵起家的制度，就是很好理解的了。

文学之士盛于战国而衰于秦。在统治者一意寻求富国强兵时，“文学”一度被认为可有可无，是外在于富国强兵的东西。当然统治者也有爱好文学、奖崇学术的，也需要博古知书的顾问。齐有稷下学宫，学人在其中可得到“比大夫”的待遇。士人还可以去做大夫、郎官，或做大臣的舍人、门客，但它们既非吏职，也不是专门的文学之位。秦朝的博士和博士弟子体制，专门化程度高了一些。汉朝的博士、掌故、文学、诸生，已是专门的文学之职了。然而王朝又以侍从之位安排士人。总之，士人之被帝国接纳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帝国体制中文学之官的职类、等级和资格安排，当然也是需要若干时间，才能严密、精致起来的。

“宦皇帝者”有其古老的来源，源于周朝的士庶子体制。战国秦汉间“宦”、“仕”有别的积习还很浓厚，所以“宦皇帝者”一度跟新兴吏职分成两系。“宦皇帝者”的等级相当散漫：自身级别既不清晰，与吏员的级别对应也不清晰。战国郎官的官称是很简单的，通称“郎中”而已，看不出“花色品种”来。秦汉郎官之名就复杂化了，有了车郎、户郎、骑郎、陛楯郎、执戟郎、中郎、郎中、外郎等名目。细审其命名，其法有二：车郎、户郎、骑郎、陛楯、执戟等，是以职事为别的；中郎（或侍郎）、郎中、外郎，则是以服役地点来区别的。中郎大概服役于内省，“中郎”之“中”显示其与皇帝更为亲近，郎中稍远，外郎大约不在禁中。学者认为中郎、郎中、外郎是3个级别(1)，其实最初不过是与君主的亲近程度之别，有如内寝中的贴身丫头与外堂杂活丫头之别，既不是升迁阶梯，也不好看成行政级别。先秦到汉初郎官无秩，其时中郎、郎中、外郎之别，与后来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严格以秩级为别、而且构成晋升阶梯的情况，很不相同。汉初的郎名显示他们当时偏重职事分类，级别分等尚不发达。侍从们依靠传统的供养方式为生：没有固定俸禄，以廪食和赏赐为生。因无秩级，所以他们进入行政体制的渠道和层次也不确定。“宦皇帝者”若得到皇帝赏识，就可能被认定为“宦皇帝而知名者”，给他们与爵级五大夫、秩级六百石相近的待遇。但可想而知，得此待遇的随意性是很大的，不过是看皇帝脸子罢了。总之，“宦皇帝者”之所以在品位结构中地位模糊，在于他们作为侍从的“私人性”。

战国文武分途，由此军队、军官、军人自成系统。将校、军吏的等级管理，使用军职与军爵。秦国军功爵制之下，“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2)授爵基本以“军功”为依据。“从军当以劳论及赐，未拜而死”、“隶臣斩首为公士”、“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之类秦律律条(3)，都显示了军爵与“从军”、与“斩首”密切相关。是为“武爵武任”。所以一段时间里，军爵，主要是军人或从军立功者的品位，而非王朝吏员的品位。看到某吏员有爵，若无其他特殊情况，则以推测那位吏员曾经从军立功更好一些，就是说其爵位与其吏职无大关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