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

中国官僚政治的典型形态是“士大夫政治”，即由士人或文人充当官僚。这是传统中国最重大的政治特点之一。秦帝国任用专业文法吏的政治形态，并没有维持很久；在汉代，文吏逐渐被士人排挤，士人占据了政坛的中心。

有人不认为儒生与文吏的区别有多大意义，儒生也好、文吏也好，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1)。另一方面，用非专业的士人承担官僚政治，却引起了来自不同文化传统者的重大关注。法国学者白乐日评价说：“中国士大夫……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专门化。”(2)美国学者赖文逊评价说：“他们的人文修养中的职业意义，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专门化的职业意义。”(3)社会学家韦伯也看到中国缺少专家政治：“士大夫基本上是受过古老文学教育的一个有功名的人；但他丝毫没有受过行政训练。……拥有这样官吏的一个国家和西方国家多少有些两样的。”(4)

进而人们看到，士人政治与军人政治也大相异趣。利玛窦在中国惊讶地发现，中国是由“哲学家”们统治的，“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5)。欧洲中世纪有一个骑士阶层，“于是历史被缩减为君主的荣誉与骑士的美德的展示”(6)；而这与中国的“文士”恰好形成对比，中国历史经常被缩减为皇帝仁爱和士人德才的历史，士人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日本的“武士”阶层以“刀”为“武士之魂”(7)，“刀”成了民族性格的象征物，武士们5岁开始就学习用刀(8)；中世的武士教育内容就是习武(9)。罗素有言：“哲人是与武人大不相同的人物，由于哲人的治理而产生的社会也和武人统治下产生的社会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对比的实例。”(10)雷海宗先生称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是“无兵的文化”(11)，这曾引起若干学者的共鸣，把它视为“劣根性”和“积弱”的根源(12)。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中演生了一个士人阶层，此后他们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政治社会的等级安排。本书上编第一章第三节阐述了“品位结构变迁的四线索”，即“贵—贱”、“士—吏”、“文—武”与“胡—汉”。“士”与“吏”、“文”与“武”的问题，都直接与士人阶层相关。“贵”与“贱”、“胡”与“汉”也与士人阶层相关。第一章第四节还提出了“品位结构三层面”的概念。在这个架构中，“士”之身份资格，是同时在“官—官”和“官—民”两个层面被规定的。在“官—官”层面，他们成了“士大夫”，并与军官、胥吏等区分开来；在“官—民”层面，“士为四民之首”，在官民间占据了一个结构性位置。

在唐宋明清，通过文化考试而来的学历，成为一种正式资格，士人的社会资格和任官资格。由此，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的一个特点，即“品级、等级和阶级的更大一致性”，就显露出来了。“士”的基本特征是“学以居位”，帝国统治者因其“学”而予其“位”，士人在王朝等级和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由此而定。不过，“士大夫政治”经历过曲折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周代政治形态已略有“士大夫政治”的轮廓了。但战国秦汉间发生了历史的断裂，文吏和军吏一度霸占了政治舞台。汉代士人进入政权了，并在魏晋以降，经“门阀化”而获得了特殊显贵地位。在北朝与隋唐，士族门阀开始衰落，“士人的门阀化”的趋势转变为“士族的官僚化”。

我们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中，从“三层面”和“四线索”出发，通过比较前朝与后代，观察秦汉品位结构中“士”的地位的。下文将讨论三个问题：第一，选官体制和资格管理中的“士”的安排；第二，社会身份结构中“士”的免役特权；第三，王朝礼制中对“士”的特殊礼遇。

一　选官与资格视角中的士人

春秋以上“士”，可以是贵族最低等级之称，也可以是贵族之通称，包含卿大夫在内。公、卿、大夫、士都取决于家族地位和宗法身份。贵族既是行政政治的承担者，又是一个文教深厚的阶层。他们从小接受“六艺”，即诗、书、礼、乐、书、数的教育。据说做大夫得有九种能力——“九能”：“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13)“士”这个称谓，由此就具有了浓厚的“文化人”意味。他们属“君子”阶层，是道德与礼乐的代表者。而“君子”那个词恰好也有双重意味：既指身份高贵的人，又指拥有道德才艺的人。

周代政治体制已孕育着士、吏两分的格局了。其时的政务承担者分两大层次：有爵的贵族卿大夫士和无爵的胥吏。有爵者以采邑、禄田的报酬方式，胥吏则以“稍食”为生。古文字中“吏”与“事”原是一个字，“吏”即任事者。所以“吏”这个称呼强调的是职位和任职能力。府、史、胥、徒承担各种细小的职役，属“庶人在官者”，属“小人”。“君子勤礼，小人尽力”(14)。质言之，在周代政治结构中，已蕴藏着后世士、吏两分的制度先声和观念先声了。制度先声就是“爵禄—稍食”体制，前者乃品位分等，后者则蕴含着职位分等的种子；观念先声就是士大夫被视为“君子”，胥吏等于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