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4/21页）

东汉王充对儒生、文吏问题曾有专论，他的看法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阐述了儒生与文吏各有不同政治功能。第二，他还指出“儒生犹宾客，文吏犹子弟也”(36)。这说法也大有深意。看不出文吏与哪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有特殊关系，朝廷就是他们的“家”，统治者也拿他们当“子弟”。儒生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居官之后，其背后还有一个士人阶层。文吏是职业吏员，是忠实贯彻指令的行政工具；儒生却有自己所奉之“道”，他们经常据“道”抗“势”，以其政治理想衡量和改造政治，跟统治者并不完全“同心同德”。“宾客”的比喻，很形象地反映了士人官僚在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在简单化了的“阶级分析”中，“道高于势”被鄙夷为“知识分子的自恋”；但从政权类型的角度看，“士大夫政治”确实是各种政治形态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对中国史的影响至深至巨，包括等级秩序。

如果说汉末选官的“士、吏有别”还只是初具轮廓的话，魏晋以下那种区别就充分制度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官僚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第一是吏员的“官僚化”，职业吏员群体逐渐演化为一个“官僚阶级”了；第二是官僚的“世家化”，先秦一度中断的“世家”传统，在汉代开始再度缓慢积累起来，出现了若干世代居官的门阀；第三就是官僚的“士人化”。三个变化的“叠加”，使汉代的“士阶层”在魏晋间发展为“士族阶层”，并波及到品位体制上来了。其体现至少有四。

第一是察举制的变化。魏文帝时的孝廉察举，“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因袭了东汉的儒生、文吏分科；魏明帝则不同，“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37)，这等于取消了单纯文吏的察举资格。西晋秀才科实行了对策，对策逐渐变为一种文学考试，那么秀才科变成文士的晋身之阶了。由此，孝廉和秀才两科都面向士人，成为“士”的资格标志，而把非士人的“吏”排斥在外了。唐代科举进士试诗赋、明经试经学，这种两科并立体制，由此发端。从“资格”角度观察，科目作为重要的品位性安排，开始占据主导了。

第二是魏晋以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规定，由“中正”之官根据德才，把士人品评为“上上”至“下下”九品。中正通常要任以名士，品评标准也是“士人化”的，而这就意味着，中正品是一种偏向士人、偏向名士的品位安排。非士人者是难以获得中正品的，他们就只好去屈就九品以下的吏职，或者军职了。南朝还有明确的“二品士门”、“吏门”和“役门”概念。“役门”是编户，“吏门”就是中正品太低、只能充任低级吏职的人。“士、吏有别”之制，由此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多数学者认为，中正人选用名士、中正品评称“清议”，都是受了汉末士林品题的影响；而汉末士林品题对王朝选官的影响，其所造成的“吏”的仕途阻隔，已见前论。中正制维护了门阀选官特权，这一点已是学者共识。也就是说，九品中正制是一个具有阶层针对性的制度，那个阶层就是文化士族。

而且中正制度还以一种特殊形式，强化了对士子的身份管理，那就是“王官司徒吏”制度。对这一点，研究中正制的人很少言及。司徒府负责中正品评，得到其品评的士子由此拥有了选举资格，就成为“司徒吏”。曹魏正始年间，“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38)。“王官”是郎官，属散官，他们和“司徒吏”都处在候选状态，并不在职；但因他们已得到中正品评，所以就进入中央人事管理的范畴，不属地方了(39)。司徒吏被免除了编户所负担的征役(40)，但要“应给职使”，即承担某些定期职役和临时差使(41)。西晋拥有中正品的司徒吏，大概也在两三万人以上(42)。可见九品中正制以“司徒吏”的方式，赋予“学以居位”的士子以特殊社会政治地位。汉末士人的居位资格还只是潜在的，或说惯例性质的，中正制则使之更为制度化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司徒吏”这个人群，与历史后期的举子、生员人群，具有类似的身份。

第三是选官论“清浊”的制度。朝廷的官职被分为“清官”和“浊官”，文化士族只任“清官”，或只从“清官”起家。寒庶之人不能染指“清官”，只能任“浊官”了。清浊制度，可以看成是中正品的进一步发展。“清”这个概念，本是个用以描述与士人相关的事象的用语，如士人的节操称“清节”，士人的才华称“清才”。在中古时代，“清族”、“清华”被用于特指士族门第。所谓“清官”多是文翰性官职，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这反过来表明中古士族是文化士族，所以他们的特权性起家官偏重于文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