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3/21页）

首先看“四科”。汉代选官以“四科”取士，“四科”即德行科、明经科、明法科和治剧科(23)。（“剧”是难治的县，能治理这种县的人才称“治剧”。）丞相任用吏员，或三公征辟掾属，都按“四科”分类任用。丞相府的西曹南閤祭酒、侍中，按规定应该用德行科；议曹、谏大夫、议郎、博士及王国傅、仆射、郎中令等，按规定应该用明经科；侍御史、廷尉正监平、市长丞、符玺郎等，按规定应该用明法科；三辅令、贼曹、决曹等，按规定应该用治剧科(24)。德行、明经两科偏重儒生，明法和治剧两科偏重文吏。“四科”资格是并列的，无尊卑优劣之别。

其次看察举诸科。汉文帝举贤良，汉武帝举孝廉，汉代察举制由此而成立(25)。由此各种察举科目，就成了前所未有的官僚资格，从而具有了品位意义。从察举科目看，贤良、文学、方正、明经、有道、至孝之类，以德行和儒学为条件，显然是面向士人的。“明阴阳灾异”科也不妨说是面向士人的，因为汉儒与方士合流，喜欢因灾异以说治道。而如明法、治剧、勇猛知兵法、能治河者之类科目，则以政事为本，士人在这些科目面前处于劣势。秀才科主要面向在职官员，无儒、吏之分。孝廉科则同时面向儒生、文吏。东汉顺帝的孝廉考试制度，就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26)，以儒生、文吏分科的，从制度上两种资格也是比肩并列的。

总观汉代“四科”和察举科目反映出的儒、吏关系，从资格分类说，儒、吏有别；就资格分等说，儒、吏无别。士人参政后，其在品位结构上最初造成的士、吏之别，主要体现在横向的资格分类上，而不是纵向的资格分等上。结构性的分析，向人们展示了汉代察举科目与唐以后科举科目的主要区别之所在。如果说唐代“明法”之科，多少还带有汉代科目体制之余绪的话，宋以下诸科向“进士”一科集中，则无论从分等还是分类看，科目已完全面向士人了。

两汉四百年中，贵、贱、文、武、士、吏各种因素在不断沉浮演变着。汉代儒生与文吏间既有疏离、冲突，二者又在缓慢融合。因朝廷崇儒，文吏开始学习经典而逐渐“儒生化”了；而儒生士人们日益熟悉了文法故事，也趋于“文吏化”了。经两汉几百年发展，士人已是一个文化雄厚、影响巨大的社会阶层了。他们成为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即令未仕，也被人称为“处士”。“处士”之称明有待价而沽之意，暗示了朝廷屈尊礼贤的义务。东汉画像石中有一位乘牛车的“处士”，县功曹居然向其跪拜(27)。一旦在士林获得好评、赢得“士名”，则州郡察举、公府辟召纷至沓来。所以时人感叹着“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28)，“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29)。可见汉末士林的人物品题，已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朝廷选官。有个著名隐士叫黄叔度，当时的三公陈蕃有言：“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矣！”(30)还有个民间经师郑玄，董卓时公卿们举其为赵相，袁绍征其为大司农(31)。大名士竟被视作公卿之选，可以迳登公卿之位。概而言之，秦汉文吏并不来自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但汉末选官已明显向一个特定的阶层——士人——倾斜了；士人阶层已推动了一种社会期待，官场也出现了一种选官新例：给予名士或士人以更高起家资格，高于非士人的普通吏员的起家资格。

起家资格上的“士优于吏”，由此而始。秦汉的典型仕途，本是先做郡县小吏，然后再依“功次”逐级升迁。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所记迁、除实例约110多个，其中标明“以功迁”的就有70多例(32)，占到了65%。又据廖伯源先生统计，尹湾汉简中属吏以功次升迁为朝廷命官的，占到45.54%，“则属吏与朝廷命官之间，并无所谓非经传统所知之仕途不得跨越之鸿沟”(33)。当然廖先生这话还不全面，多少忽略了“郎署”这个选官枢纽。自汉初就有“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34)的情况。东汉“孝廉察举”与“公府辟召”呈现为两大选官枢纽和渠道。郡县的吏员与士人经察举孝廉或辟召公府掾，方能获得更高资格，由此成为朝官并继续迁升。秦汉的“以功迁”制度本是个连续性的仕途，而今被“拦腰斩断”了，呈现出了阶段性和层次性(35)。进而随士人的影响力上升，这两途逐渐被儒生名士所充斥了。孝廉越来越多地面向儒生，郎官队伍日益“士人化”。许多官职，被特别指定为“孝廉郎作”，非孝廉的郎官不得予其选。公府掾也是如此，越来越多地以名士为人选。大量名士直接由州郡察举、公府征辟入仕，非士人的单纯文吏难以晋身了，只能长居小吏干佐。这意味王朝的资格管理，在“分等”上也开始向“士阶层”倾斜了。中国官阶史上的“士、吏有别”以及“流外”制度，由此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