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3/25页）

但就周朝真实制度而言，“九命”似乎就只是《周礼》作者的编排了，只是一家之言，于史无征。在《左传》中，最多只能看到三命。至于列国卿大夫地位高下有别一点，则还不全是《周礼》的构拟，而是于史有征的。《左传》成公三年：“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据此可以制成下表：

可见大国、次国、小国的诸臣，确实高下有别，当然这种等级关系主要在外交场合发挥效力，是一种有限的“场合效力”。

周朝“爵本位”体制虽是一元性的，但与“官本位”仍不相同。周朝政治结构还不好说是“集权”的。天子有时会被认为是一级爵。《白虎通义·爵》：“天子者，爵称也。”在孟子眼中，周天子只是一级爵，一级高于公侯的爵而已。《孟子·万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那恐怕不是孟子的空想，而是有历史根据的。列国各自为政，卿大夫的采邑也像是“国中之国”，具有相对独立性。诸侯、卿、大夫，都可以称“君”。《仪礼·丧服》：“君，谓有地者也。”又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天子为“君”；诸侯有封国，也算是“君”；卿大夫虽称“家”，然而他们有采邑，也算是“君”。顾炎武很赞赏“天子一位”之说，认为它可以令天子“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三代以下就不是如此了(17)。也就是说，“天子一位”之说具有限制王权的意义。

一些学者用“等级君主制”来定义周代君权(18)，我们也乐于采用这个概念，来跟战国以下的“专制集权君主制”相区分。“等级君主制”下的君臣关系具有相对性：诸侯对天子是“臣”，在国内是“君”；卿大夫对天子、国君是“臣”，在自己领地上是“君”。战国的封君，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以及商君之类，都称“君”。只要你领有一块地，管着一群人，就是“君”。战国有位龙阳君说过“今臣爵至人君”的话，汉初刘邦诏书中还有“爵或人君”之言(19)，这样的“君”称，其义甚古。那么称周代政体为“等级君主制”，不是空穴来风。后世“皇”与“帝”不能用做日常敬称，不能说“张皇”、“李帝”，却可以说“张君”、“李君”，那也是“等级君主制”的流风遗韵吧。

这种“等级君主制”在礼制上有很鲜明的体现。中国礼制习惯用数列安排等级，具有“一望而知”的明快性。考先秦“礼数”，有以七、五、三、一排列的，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卿大夫三庙、士一庙；有以八、六、四、二排列的，如万舞羽数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有以九、七、五、三、一排列的，如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透过这样的“数理逻辑”，王夫之看到：“古之天子虽极尊也，而与公侯卿大夫士受秩于天者均。故车服礼秩有所增加，而无所殊异。天子之独备者，大裘、玉辂、八佾、宫县而已；其余且下而与大夫士同，昭其为一体也。”(20)王夫之所谓“一体”，可以理解为级差的设置具有连续性，各级的礼数具有同质性。

《周礼》规划了君臣冠冕之礼，即“九服”之制，其等级结构很有特点，值得讨论。“九服”就是“六冕”与“三弁”：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及韦弁、皮弁、冠弁。《周礼·春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由此可将君臣冕服等级排为下表：

面对此表，除了等级严明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九服”有一种“君臣通用”性格：地位高则冕服种类多，地位低则冕服种类少，然而君臣有共通的冕服。公有八服同于天子，是所谓“如王之服”，侯伯也有七服同于天子，余类推。类似“如王之服”的“数理逻辑”，还可以在其他一些礼制中，如用鼎等级、祭祀等级中看到。

九服或六冕之制，虽然只是《周礼》作者的编排，但其编排也有某种历史根据，可以理解为“等级君主制”的一种“折射”。据《国语》、《礼记》等书记载，先秦存在着一种“等级祭祀制”。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祖先等等祭祀，被分为若干等，天子可祭天地以下，诸侯可祭山川以下，大夫可祭五祀以下，士祭其祖先(21)。主祭者等级较高，则可以祭祀的对象较多；主祭者等级较低，则可以祭祀的对象较少。不同祭祀要穿不同的祭服。《周礼·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絺冕。祭群小祀，则玄冕。”现将几种记载中的各级祭祀、各级祭服列表如下，以便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