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2/25页）

职位的产生先于品位。公共管理甫产生，职位就产生了；官阶或品位则是较高级的管理手段，其出现一般比“分官设职”晚很多。但最早的官职，往往与氏族首领的身份纠缠不清。《尚书·舜典》记载，舜任命禹作司空，后稷作农官，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共工作工官，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乐官，龙作纳言。他们既是承担专职的官员，又是某一氏族的首领。禹、契、稷的后代，还分别开创了夏、商、周朝。这种制度不妨称为“族官制”，即氏族首领在高一层的部落共同体中担任职官。有人把那些记载只看成“创造神话”(8)，恐怕未必。因为类似的事情史料中还有，比如有穷氏为帝喾和虞、夏担任射正(9)，薛国的祖先奚仲为夏后氏担任车正，滕国的祖先在周担任卜正，陈国的祖先虞阏父在周担任陶正(10)，等等。而那明明都是史实，并不是“创造神话”。随国家制度继续发展，“族官制”就演变为世卿制、世官制了(11)。锺氏在楚，世为泠官；公孙黑在郑，世为行人；观氏在楚，世为卜官；董氏在晋，世为史官(12)；司马迁的祖先“世典周史”(13)，微氏从周武王到周夷王七代为史官(14)；以上都是“世官”的例子。“世官”往往是专业性较强的职类。

王国维先生说“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15)，其说似不可从。在世卿制、世官制下，官职与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官职的高低既跟权责大小相关、也跟家族贵贱相关，所以也是社会性的，而不只是行政性的，即，不全是一种依其功过而即时升降的东西。家族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做什么官出自传统，君臣习以为常，即使没有正式等级——如爵级——也照样运行。礼书所记载“命服”，在西周册命金文中是有痕迹的，册命时的赐服，约略存在着公、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的等差(16)。可见被册命的官职高下，与任官者的身份地位，存在着对应关系；虽然没提到被册命者是卿、是大夫还是士，但官职与身份的对应关系是不言自明的。虽然卿、大夫、士在春秋才呈现为明确的爵列，但官职与家族传统地位的那种对应关系，就是卿、大夫、士之爵列的产生基础。总之，周爵是作为一种品位而出现的，它不仅是行政官阶，也是社会等级。爵的高低既反映官职高下，也反映官员的家族地位高下，以及官员个人在家族中之宗法地位的高下。

我们说周代品位结构是“爵本位”的。这个提法，是相对于“官本位”而言的。“官本位”用来概括集权官僚政治时代的等级秩序，它是以官僚制的等级管理为主干的。比之周朝的“爵本位”，“官本位”下的位阶名号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人员升降频繁；发展出了复杂精致的各种位阶，位阶的重心在“官”，有官方有位。周爵则形式简单、等级凝固。若用前章所揭“品位待遇的优厚或微薄程度”和“品位结构的复杂或简单程度”来衡量的话，那么周爵属于“品位待遇优厚”和“品位结构简单”的情况。

从结构样式看，“爵本位”是“一元化”的，即呈单列纵向结构。与魏晋以下的九品官品相比较，官品体制也呈现为一个纵向的框架，把其他多种位、阶、勋、爵纳入其中品级框架之中，由此各种位阶之间具有了可比性、对应性与可转换性。这种结构样式，我们称为“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体制”。周爵与官品之间，则是秦汉的“爵—秩体制”，其结构特点是“爵、秩两立”、“爵、秩疏离”，具有某种“二元性”，因而既不同于周爵，也不同于魏晋以下的王朝品位结构。对“爵—秩体制”，本章第三节将加论述。读者已看到了，结构分析，就是我们官阶研究的主要方法。

进一步观察，则对周代等级结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见于《左传》、《国语》、《礼记》等书。在此表述之中，天子、诸侯为君，卿大夫、士为臣。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周礼》“九命”。《周礼·春官·典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在这种说法中，公侯伯子男是“诸侯”，公卿大夫士是“诸臣”。前一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表述中，诸侯居诸臣之上；而“九命”结构与之不同，诸侯与诸臣做交错排列，而且天子诸臣与公侯伯子男国的诸臣，地位也不相同。参看下表：从此表观察，“九命”发挥了一种整合作用，即把诸侯、诸臣两个序列，以及天子与列国之臣整合在一起了，已略具“一元化多序列复式体制”之意。可以认为“九命”设想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它预示了未来帝国等级秩序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