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

在西乡揭竿之前的明治十年一月，东京警视厅被划入了内务省管辖，名字也改成了东京警视本署。

对于我们这些巡查而言，虽然都是事不关己的事。可毕竟那时候算上萨摩的下级武士，整个组织里不仅有我们这些公募招来的士族，还有江户的同心或是番太郎一类的，整个就是大杂烩，因此就算只是暂时的内务省役人也还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原本一个个都对“警察”这个职业抱有各种疑问，这下既然知道是风风光光的官员，至少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部署变动我也四处打听过，那些什么职务需要啊为了预算什么的，任谁一听就知道是胡乱找的借口罢了。

只要大久保内务卿一声令下，我们就必须立即行动。对于深知萨摩兵的强大，又对百姓军队不抱期望的大久保而言，我们才是他最需要的战斗力。

再说了，身为文官的大久保无法对作战指指点点。他能做的，也只有向前线送去一万警察官精锐这件事了。

我们也等得挺不耐烦的，估摸着差不多该是时候了。

没想到第二个月西乡就行动了。上边立即将东京警视本署的警察官编制成了别动第三旅团。川路利良被任命为旅团长，不过虽然叫旅团骨子里还是军队，为了让他不至于与其他指挥官有差别待遇，又给了他一个陆军少将的头衔。

听着就挺随便的吧。说开了就是因为刚建成的军队靠不住。

编制刚一下来，我就从一等巡查被晋升为了警部补。这要是在军队里的话，算是哪个阶级来着？从职务上说是一个小队的半队长，负责指挥手下十来个巡查。军曹？充其量就是个曹长吧。

当时我就想啊，果然败者没有前途可言。我二十岁时当的新选组副长助勤兼三番队长，那可是跟将校不相上下了呀。结果到了三十多岁却成了个半队长下士官。

我是没什么要出人头地的想法，可是想到赢了的那些人里西乡吉之助当了陆军大将，大久保一藏做了内务卿，人斩半次郎还成了桐野少将，连川路正之进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旅团长，能不窝火么。

西乡殿终于反了，这对我们而言是应该庆幸的事，可从那时起我心里那种焦躁就没停过。

先遣队是二月出发去的九州。随后也不断有其他队伍跟进，但我们这边却一直没动静。警察官的人数本来就少，相应的工作强度也就更大了。

苦等之后却被晾在一边儿。能不郁闷吗！

当时出勤是三组三换，比如早八出勤晚八换班后，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就是休息。也就是说在早晚八点的大轮班后，可以休息一整天。

可人数减少之后，三组三换就成了两组两换，谁受得了啊。上半日休半日，没有假期。况且那时已经是按战时编制的半小队在轮换，戊辰败者组就全凑一块儿了。一个个都是掩不住的焦躁，哪里还有心工作。

不论愿不愿意听，战况还是在不断传进耳朵。什么坚守熊本城的镇台兵英勇奋战啊，什么天王山的田原坂陷入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啊，听着那些属于警视局拔刀队的赫赫战功，我真是巴不得提上刀就冲出去。

就算是大西乡率领的三万精兵，归根结底还是整个日本国对一个萨摩的战争。结果显而易见，理应也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那要这么说，会不会根本就轮不到我们出场呢？部下的巡查们一个个都郁闷消沉着，最堕落的恐怕还要数我自己了。不管当班还是不当班，我都是以酒度日。在这次的等待中，我感受到了恶意。仿佛有人在阻止新选组的幸存者去报戊辰之仇。似乎还有人在我耳边说，没被砍头就该谢天谢地了。当然，这些不过都是我的臆想。某一天，我正在筑地派出所喝得昏天黑地的当儿，上司大警部来视察了。那就相当于军队里大队长的少佐吧。勤务中的分队长竟然抱着个五合德利，按理说关禁闭是跑不了的。就算拿到军法会议受审也是无可厚非。那时派出所可不像现在这样小打小闹啊。十二个人的小组交替执勤，可以说相当于一个分署了。

大警部大人名叫萩原某，是个萨州人。年龄在当时也就三十不到的样子。从他没带其他人突然造访这点来看，说不定是只是专门来打探我的情况而不是真来视察的。

巡查的武器是三尺棒，而我却在制服的腰部绑了漂白的棉布，把真刀插在了里面。警察官佩军刀是后来才有的规矩，当时的我就其实算擅自带刀了。

倒也不是一群人在喝。喝倒了的就我一人，部下那些巡查都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着。

要说大警部，算是我上面再上面的职位，平日里根本就没什么接触。还以为免不了被怒叱一顿，谁想萩原那家伙竟莫名大笑起来，然后避开部下们蹲到了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