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寄养中心是位于萨拉索塔郊区的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房子外面环绕着花园。

我们即将抵达寄养中心时，社工关掉收音机，告诉我这座房子属于大卫·布罗德斯基先生。几十年来，他和妻子(几年前刚刚去世)收养了许多孩子。布罗德斯基先生愿意暂时照顾因紧急情况而无人监护的儿童，直到找到更为持续而稳妥的解决方案为止。

“原先的规矩已经被彻底破坏了，”社工说，“通常情况下，没人会让孩子和一个老人住在一起，我们更喜欢让他们和一家人共同生活，可现在没有家庭愿意收养孩子。所以你还能怎么办？乞丐没法挑三拣四，是不是？我说得对吗？”

她关掉发动机。

“布罗德斯基先生认为枪击案也属于紧急情况，因为我们很难为监护人被枪杀的孩子迅速找到寄养家庭。”社工说，“现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个这样的孩子，我们叫你们枪击案儿童，因为你们的家长遭到了枪杀。”

社工敞开车门，倾身打开后备厢的开关。

“听着，”她说，“你待在这里的时候，儿童保护中心和警察会继续调查，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其他亲属并且联系上他们。但他们没能在你的车里找到和你家的亲戚有关的东西，你确定自己不认识别的亲人了吗？比方说姑妈或者表亲？你家还有什么人吗？一定还有别的人。”

我摇了摇头。

“我从来都理解不了，为什么你们这种家庭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家怎么能这么小？你的父亲呢？我看到的档案里全都是妈妈带着孩子的单亲家庭，只有两个人!”

我没回应。我只知道自己那个当老师的父亲现在可能正把其他子女抱在怀里，而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来应该怎么说话。”社工说，“来吧，打开门，快点，下车，快，动起来，我今天还有四个孩子要处理。”

当花园里的温暖空气包裹住我的身体的时候，我感激万分，庆幸自己离开了那辆如同北极般寒冷的汽车。我妈妈死了，而我却还能对别的什么事心怀感激。

社工从后备厢里拿出那个行李袋，丢在地上。她的动作很熟练，显然已经做过几十次了。

“这个盒子是什么？”她拿起那个长盒子，把它搁在行李袋上面，“看上去很漂亮。”

布罗德斯基先生走出家门迎接我们。他身材瘦高，有一头浓密卷曲的白发，戴着一副黑色窄框圆形眼镜。

“很高兴见到你。”他说。

“你瞧，这个枪击案儿童不会说话。”社工说，“哪怕你能从她嘴里撬出一个字来，也算你走运。”

对她来说，把一个孩子扔在这里就像把一袋脏衣服扔给洗衣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就像一袋脏衣服。

“我得赶紧走。”她说，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回车上去了。

我惊讶地意识到自己竟然不想让她离开。经过刚才短暂的一路同行，她似乎变成了我唯一认识的人。

布罗德斯基先生跪下来，和我面对面。

我听到社工在我身后发动汽车离开了，她是我和房车露营公园之间的唯一联系，是我的福特“水星”和这个寄养中心之间的桥梁，是知道我的归属之地的最后一个人。

布罗德斯基先生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孩子。你叫珀尔，这个名字很好听。在这座房子里住过的孩子也有着形形色色的名字。我希望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我自己就是。我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为此我很遗憾，真的，非常非常遗憾。”

现在我意识到，从此以后，人们会频频对我说起“遗憾”二字，我一辈子都会对这两个字避之唯恐不及。

布罗德斯基先生把那只长长的盒子夹在胳膊底下，提起了行李袋，他身强力壮，拿着这些东西显得很轻松。

“我们进去吧。”他说，“我带你去你的房间。”

我跟着他走进房子。

“你还需要知道，还有另外两个孩子住在这里，八岁的海伦和十七岁的利奥，他们现在都在学校。你暂时不必去上学，”布罗德斯基先生继续说，“因为你只在这里待几个星期，等他们帮你找到一个更永久的家。”

卧室的天花板很高，四面都是白粉墙，墙上有一扇大窗户，挂着白色蕾丝窗帘，可以俯瞰花园的前半部分和游戏屋。房间里有一个抽屉柜、一张盖着白色床罩的床、一套桌椅，地板上铺着深蓝色的圆形地毯，还有一个壁橱，橱门没关，里面空空荡荡，只挂了一排粉红缎面衬里的衣架。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繁星点缀的夜空。

房间里有一股新刷的油漆味，一切都干净而崭新，似乎不曾有人在这里住过。

我知道，布罗德斯基先生离开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会是躺在床上。如果你是在小汽车里长大的，肯定会梦想着躺在真正的床上。我还打算去浴室冲个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