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艾普尔·梅和我还会跑到河边抽烟，我们刚开始抽烟的时候，我只有十岁，她十二岁。

我是偷香烟的专家，除了替艾普尔·梅做家庭作业之外，帮她偷香烟是我对她尽到的第二项朋友义务，其他事务一概由她负责。她决定我们要做什么，甚至连我们穿什么都是她说了算——这意味着我们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能穿，唯有粉红色除外，任何有Hello Kitty或迪士尼卡通人物图案的衣服也不能穿，她讨厌迪士尼动画里的所有公主。

既然我的职责是找香烟，我必须潜入露营公园寻找抽烟的人，没有那么多人可供选择，因为这片土地上只停着四辆房车。

幸运的是，每个人都吸烟，除了艾普尔·梅的父母和我妈妈。

我总是鬼鬼祟祟地寻找机会，设法从人家放在周围的烟盒里顺几根香烟出来。偶尔也有勇气大爆发的时候，我会拿走一整盒，但大多数情况下我只能从别人的烟灰缸旁边偷偷拿走抽了一半的烟。哪怕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也会捡拾被人家踩灭或者从车窗里扔出来的烟头。

放眼整个房车露营公园，总有一辆车不会让我这个偷烟贼空手而归，那就是罗伯塔·杨太太的房车。大家都称呼她全名，她和三十岁的女儿诺埃尔住在房车里，另外还有两只小吉娃娃和一只住在笼子里的鹦鹉。晚上她们会把鹦鹉笼子收进车里，白天的时候，鸟笼就放在一棵矮棕榈树下的塑料椅子上。

诺埃尔没上过学，但她是个电气天才。大家都知道，假如你家的灯坏了，或者电源插座冒出火花，找诺埃尔准没错。

“她就像是从闪电里生出来的，”她妈妈如是说，“她什么都会修，只要扭几下电线，就能让彻底罢工的汽车电瓶死而复生。”

诺埃尔有很多芭比娃娃，她给这些娃娃创造了一个小世界，只在意这个世界里的一切，芭比娃娃占据了她家房车的一半空间，或站或躺，还有的以各种姿势坐着。每一个娃娃都有名字和成堆的衣服，诺埃尔对它们的数量了如指掌。有一次她告诉我，她一共有六十三个芭比娃娃。每逢生日和圣诞节，她想要的礼物只有芭比娃娃。

艾普尔·梅不喜欢诺埃尔，从来不找她玩，假如看见诺埃尔在附近，总会忙不迭地躲着她。

艾普尔·梅相信诺埃尔会用电电她，还给诺埃尔起了个外号“伏特”。

诺埃尔有一头黑发和棕色的眼睛，她把头发编成了小辫，走路时脊背异常笔直，仿佛腰上绑了一块板子。她无论干什么都慢吞吞的，走路时总踮着脚尖。

艾普尔·梅说：“什么人会整天踮着脚尖走路？”

“什么人？”

“当然只有芭比娃娃!”

诺埃尔经常给我辅导数学，但她从不开口讲课，完全靠我自己观摩：我看着她一遍又一遍地解题，直到看明白为止。她没法用语言把自己的思路表达出来。

诺埃尔喜欢幸运签饼干，她把里面的幸运签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她会把幸运签上的题词当成诗句背下来。

“陌生人是尚未和你说过话的朋友。”她说。

“我们无法帮到每一个人，但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别的人。”她说。

“下一个满月将带来一个迷人的夜晚。”她说。

“诺埃尔是不是很忧伤？”我问妈妈。

“没错，而且她的忧伤是最糟糕的那种伤心：忧伤而不自知。她是个迷途羔羊。”我妈妈回答。

所有孤独的人或物，以及流落到错误地点的人或物，在我妈妈眼中都是“迷途羔羊”，比如迷途的人、迷途的狗、迷途的子弹和迷途的蝴蝶。

每次我去诺埃尔的房车找她补习数学，罗伯塔·杨太太总会拿吃的招待我。她喜欢给我一碟草莓，然后说：“每一颗草莓上有两百颗种子，它是唯一的种子长在外面的水果。”或者告诉我：“别忘了看哈勃望远镜拍摄的新照片。”她的口头禅是：“全球变暖就像天空是蓝色的一样真实。”

我知道罗伯塔·杨太太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她曾经在佛罗里达大学读书，研究生物学。她是一位退休的高中科学老师，依靠领取社会福利保障支票过活。我妈妈告诉我，杨太太失去了一切，包括她的房子。她丈夫常年患病，后来死了，高额医疗费让她一贫如洗。

“垃圾场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很大，”罗伯塔·杨太太说，“我们都会慢慢受到污染。”为了这件事，她给当地政府和州政府写过请愿书，但没人过来察看垃圾场，或者调查我们的生活用水质量。

罗伯塔·杨太太曾经在垃圾场附近发现过一只十二条腿的死蜥蜴，那东西看上去就像一条蜈蚣。她把这条蜥蜴放在冰箱里，让它跟盒装牛奶和一箱鸡蛋待了好几个星期。她本来打算把它交给科学家或者环保主义者，但许多天过去之后，蜥蜴的尸体萎缩干瘪得不像样，当它的表面生出一层薄薄的绿色霉菌的时候，罗伯塔·杨太太不得不扔掉它，就像扔一块长了毛的面包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