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第7/14页）

野战军苦，战士演出队里的文艺兵也讲究自力更生，她那个时候除了排练节目，还被安排种菜地，种萝卜种豆角种西红柿，自己播种，自己施肥，自己淘粪。

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偷粪。

演出队姑娘多，排泄物的产量却小，她经常一个人拖着粪车去别的连队偷。逮住她的战士们哭笑不得，打又打不得，骂又不舍得。她求人家说：给我吧给我吧，你们人那么多，使劲多拉拉就有了……

临走前她谢人家，说：你看，我会做斗眼儿，可好玩儿了呢。

她说，你们加油啊！我下周还会再来的！

拉回来的粪需要沤，需要倒热水和开，那味儿太鲜，她练就了一身的憋气好本领——飞速说完半张稿子不带换气的——都是被粪堆给逼出来的。

粪足了，菜就长得好，大西红柿、大豆角子、大萝卜，但所有吃上她种的菜的女兵都恨她，一边吃一边骂，骂她太出头太冒尖，把别人都给比没了。

她那时一专多能，菜种得好，歌唱得也好，还会主持，舞跳得尤其好。她跟着电视练动作，第一年就当上了领舞，四五年的老兵们恨不得伸腿绊死她。

她入伍第一年立了三等功，全军会演时得的，奖一拿完领导就来谈话了。你不能什么都干啊，还让不让别人上台了？不要光顾着自己一个人出彩，要考虑团结。

她傻呵呵地笑，说好吧，我以后光报幕也行，去小品里演配角也行。

委屈忍到半夜，终于忍不住了，她哭着跑去连部，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那时流行的还是老式拨盘电话，严严实实地被木头盒子锁着。盒子抠不开，指甲劈了两个，那个电话没打成，她之后也没打过。此后受了任何委屈，她一个电话也没给家里打过。

有些人天生是为舞台而生的，她演的小品没人看主角，全都盯着她这个配角，她报幕的晚会，掌声最多的是报幕环节。她人漂亮，话说得也好玩儿，台上一站就讨喜，下部队慰问演出时，成千上万的战士鼓掌起哄，不让她下台，齐声喊：回来！回来！不许走！不许走！

她踩着大车帆布的地毯，笑意盈盈地走回床板搭成的舞台，一张嘴，全场瞬间安静。所有人都死盯着她看，眼神热辣，抻长脖子。没人知道刚刚在台下，一个独唱演员推了她一跤，找碴儿是因为嫉妒，人心患不平，总把自己的平庸当成别人的错。

这种嫉妒尾随了她很多年，那一茬儿的演出队，她是唯一一个战士直接提干的。

后来她凭借业务能力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头半个月就得罪了全班女生，人人都恼她蹿得快，一进校就当上了军艺大小晚会的主持，几乎是包揽。

再后来，她没靠任何人，自己考进了空政歌舞团，在人民大会堂当过主持人，例如“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文艺演出”，据说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级别的演出，中央军委的领导们都坐在下面。这种场面难免让人紧张得腿肚子转，她却稳稳地挑着大梁，博得的掌声一点儿不比那些老艺术家少。

我们刚搭档的那一年，大年三十晚上我看春节联欢晚会，看过她演的小品，名叫《圆梦》。我那时并不知道她的奋斗履历，并不知道她曾经是个拖着粪车去偷粪的小女兵。

我最初很奇怪，这么要强的女孩子，为什么偏偏和我搭档时从来不抢话？后来很快就释然，她对舞台的理解远胜大多数艺人，卖命打拼并非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只是为了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在她的认知中，工作的整体完成度永远高于个体的出彩度……有这样心态的人，又怎会屑于去争？

我们有时私下也聊聊主持业务，她常说：既然吃这碗舞台饭，就要对得起这个饭碗，你对得起它，它就对得起你。我深以为然，我说：我很高兴能和你一个碗里吃饭。

她黑着脸，她说她今天特别不想和我一个碗里吃饭。

她说，不是平行世界多元生活吗？不是每个世界都独立而平衡，彼此不影响吗？那你搞成这样算怎么回事，对得起你主持人这份工作吗？

我那时在西南边陲出了点儿意外，左手拇指残在滇藏线上。当时遇到山上滚石头，疾跑找掩体时一脚踩空，骨碌碌滚下山崖，幸亏小鸡鸡卡在石头缝里，才没滚进金沙江。浑身摔得淤青，但人无大碍，就是左手被石头豁开几寸长的口子，手筋被豁断了，石膏一直打到胳膊肘子。

我讪讪地让她在石膏上签名留念，她口红一挥就两个字：活该！

整整半年的时间，每次录像时见到她，我都挺无地自容的。是哦，打着石膏上台的主持人……也太不专业了。

那时我有个叫杂草敏的妹妹害苦了我，杂草敏搞来几条彩色长筒袜套在我石膏胳膊上，帮我掩耳盗铃，可舞台上灯光足、温度高，每次录像中一抬胳膊，汗水涔涔淌，又湿又痒，烦得人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