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17/30页）

离家两周，我想的是这里没有什么值得一个作家记录的东西，但倘若当时就有发现的眼睛，那么十八岁的我便已找到了伟大主题。小闹剧中最能挖掘出好的主题。在伯爵府安吉拉的客人或者朋友中，至少有十个从欧洲和北非漂泊至此的人。这些男男女女任我观察，有的人在战时目睹过可怕的事情，如今在伦敦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是孤独的异乡人，有时游手好闲，有时做点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人所拥有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它们经常被轻易吐露出来。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记下来。我没有提问。我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的样貌、衣着、姓名、口音都消失在我的记忆中，不可能再回想起来。

如果我的观察直接一点，再少一点成见；如果我仅仅记录所见；如果那些日子我拥有后来（通过写作）获得的自信，能够对眼前的男女感兴趣，能学会和他们交谈；如果有那么一点点的自信，如实记下我眼前发生的事，什么样的素材是我得不到的！很快，我会为写一本关于我在伦敦那段时间的书而专门去找素材，却发现所获不多。

存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我在头几天痴迷地写下的那些东西，绝大部分是关于安吉拉的性感：在她房间里她或坐或躺在我身边时她乳房的感觉，当时我们背靠着墙，屋里坐满了她奇怪的朋友们，她允许我把手压在她胸口。她的嘴形，嘴唇上战时流行的鲜红色，她皮毛大衣的触感，以及在餐馆我激动而意外地看到的她围着围裙的样子。

我没有记下安吉拉的过去和她在意大利的时光，也从没想到问问她。我只记下了她抱怨意大利南方的牧师，她说战时人人挨饿，牧师却变胖了。我现在想起来，我记下这一内容是因为这是“反教权”的表现。“反教权主义”是我学到的抽象的欧洲史的一部分，是从特立尼达女王皇家学院的教师笔记和推荐教材中得知的。历史对我而言和法国或俄国电影一样抽象，但我能写有关它们的论文，正如能够在没有掌握法国历史，不了解其国王、侍臣和宗教教派，不了解这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写出有关法国历史的论文。

我十八岁时对世界的了解，不过是奥里诺科河入海口附近的那个殖民地小岛，是岛上的亚洲－印度社区，是社区中我的家族：小世界中的小世界；我对世界的认识怎能不抽象。我连对自己生活的社区都一知半解，更遑论其他社区。我对历史没有概念——很难把历史这么宏大的概念和我们的小岛联系起来。我对政府没有概念，只知道有殖民总督、立法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警力。所以，我读过的有关历史和其他社会的内容都带着抽象色彩。我只能将其同我的所知相联系，因而我阅读的每一份资料都带给我幻想。

一九五〇年，我像是向新世界进发的西班牙旅行者，像是带着崇高信念的中世纪人：远行是为了见证上帝创造的另一部分世界的奇迹，但是很快觉得奇迹稀松平常，只保留了一种探寻，探寻他们离开西班牙前就知晓能淘到的东西：黄金。真正的探险出现在有所发展的后期。我当时在英国恰似处于前期的中世纪西班牙的阶段，而我的教育、文学抱负和学业求索恰似西班牙探险家的信念和旅途的磨炼。像西班牙人一样，费大劲儿到达后，我见到的很少。像西班牙人沿着奥里诺科河或者亚马孙河，完成了一段漫长而艰险的旅行一样，能作为素材让我记录下来的很少。

我能记录的安吉拉的情况有很多，却单单记下了她“反教权”的态度。这是对抽象知识的证实。我感到激动，因为这正是我之前期望找到的东西。

战后欧洲人的流亡是我错过的一个主题。还有一个错过和它相关。

安吉拉从哈丁夫妇那里接手工作后不久，某个周六下午她带我去了一个房间，说给我看“一些东西”。看她的表现，这“东西”似乎是她刚发现的，是被解雇的哈丁夫妇应该负责的东西。虽然这不会是真的：安吉拉在这栋楼里住了有段时间了。

她带我去了三楼或者四楼的一个房间。这房间大而暗，比我的大多了。窗帘紧闭，房间里散发出尘土、尿液、经久不洗的衣服以及经久不洗的衰老身体的气味。仿佛这气味就挂在房间的黑暗中，仿佛黑暗是这气味的表达。有个老人躺在床上，他是气味的来源。有一根拐杖平放在床上。安吉拉对床上的人说：“我带人来看你了。”

他恍若未闻，开玩笑地拿起床上的拐杖掀起安吉拉的裙子，逗得安吉拉笑起来。她让我看个老人和他怪异的调情癖好；这是我的理解。她没有告诉我老人的其他情况，我也没问。现在我才萌生了疑问。他是不是战前就住到这里了，那时休息室还是休息室，餐厅也许是个真正的餐厅？战时他一直待在这里，然后老得搬不走了吗？之前哈丁夫妇给他送食物，现在由安吉拉代劳？他完全依赖这里的经营者吗？